蒙元灭亡南宋四川利州路的战争历史-牟小龙辑

蒙元灭亡南宋的历史，其实很多国人都早已耳熟能详。但无论是“大哉乾元”的感叹，还是“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悲悯，感性的认知并不能真正诠释那段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本书将首次运用西方“年鉴学派”的理论，以空前的“长广角”的视野为读者还原那段百年历史。系统的展示当时东亚大陆各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生态，以及其兴亡背后的真正推手。

南宋政府所发动的历次对金战争之中，于公元1163年发动的“隆兴北伐”可以说是开局最好的一次。完颜亮的南征失败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复兴热情。更在宋金边境上留下了三个重要的战略突出部：东线，南宋军队紧随完颜亮所部金军撤退的脚步，攻占了淮北重镇——泗州，向东与此前突袭拿下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连成-片，向西则收复寿、亳州。而在战线的中部，金帝国军队在贪污无度的汉将刘萼的指挥下本就进展不大。完颜亮死后更是一溃千里。南宋军队轻松地收复中原重镇——蔡、唐、邓、陈、汝、许六州，将战线向北推进了上百公里。在以川陕为核心的西线战场上，宋军宿将吴不仅一度收复了扼关中通往中原要道的商、虢、陕、巩四州，更将战线延伸至甘肃南部，夺取秦州(今甘肃天水)和河州(今甘肃临夏)等地。

南宋方面之所以能够在完颜亮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除了金帝国在南征部署中存在着强干弱枝，兵力过于集中于完颜亮亲自负责的两淮一线之外，还得益于岳飞、韩世忠等一代“中兴名将”的军队建设。如带领300名志愿者收复海州的“忠义军”将领魏胜便曾是韩世忠麾下的一名“弓手”。而于唐家岛重创金帝国舰队的南宋海军指挥官李宝则是岳飞的昔日部署。但与中下层军官的战斗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南宋统治者的悲观预期。在完颜亮麾下大军北归的同时，宋高宗赵构便再度准备派遣洪迈、张抡以接伴使的名义北上与金帝国新任掌门人完颜雍接触，甚至还颇为自得的对臣僚们表示：“朕料此事终归于和。”当然他后面所说的“以小事大，朕所不耻”经常为世人所曲解，其实赵构的原意是说和谈工作“当以土地、人民为上，若名分则非所先也”。

正是赵构一心只想着以“和谈”保持偏安的指导宗旨。使得南宋政府在形势大好的局面之下，错失了最为关键的战略机遇期。随着完颜雍逐步巩固自身政权和北方契丹牧民起义转入低潮，金帝国大批精兵良将迅速南调，南宋方面战略反击阶段所积累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丧失。而与完颜雍大手大脚的挥霍相比，南宋政府在军费开支方面显得格外吝啬。在清代学者毕沅所著的《续资治通鉴》中便记录川陕军区和后方主管财政的户部侍郎王之望之间的一场口水战。

针对前线“诸军斗志不锐，战心不壮”的情况，川陕军区希望“多与准备赏给钱物近一两百万，自总所移文诸帅，多出晓示，号令诸军，各使立功以就见赏”。但是这一看似合理的要求，却被王之望以一句“国家息兵二十年，将士不战，竭西川之资以奉之。一旦临敌，更须堆垛银绢而后可用，则军政可知矣”给顶了回去。

王之望可以说是有宋一代职业官僚的代表，他不仅“博学无所不通，谈论英发，听者忘倦"，写文章更是“下笔立成，豪赡宏博，切于事理"。但却偏偏分不清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自宋室南迁以来，原有禁军、厢军、乡兵三级动员制度便归于破产。宋高宗赵构一方面需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抗“亡我之心不死”的金帝国，一方面却又时刻担心会出现尾大不掉、太阿倒持的局面。因此军队几经整编，最终形成了殿前司、停卫马军司和步军司所谓的“三衙”诸军拱卫中枢，屯驻军戍守前线的格局。“三撕”诸军长期驻守后方，待遇自然优厚。而屯驻军则需分兵成辖区州县，每年春夏秋冬还要带着家眷换防，对于采取招募制而加大军队的职业士兵而言，经济压力可想而知。“进而胜捷，能破关险，则有重赏~便成为其奋勇作战的原始动力。

可惜的是主持南宋政府的大多是王之望这样的官僚，在他们死死捂着“钱袋子”不肯拨款的情况下，一线士兵的战斗热情自然直线下降。例如，南宋政府军收复河州之时，士兵们纷纷要求犒赏，最终却只得到了十几文钱。而战区物价飞涨，这点钱只够买个烧饼。于是将士们纷纷把钱丢在地上，吐槽道：“我等捐躯下河州，今性命之贱，乃不值一炊饼也。”正是在这种不满情绪的弥漫下，到公元1162年农历三月，南宋在东线和中线所控制的海、泗、唐、邓、陈、蔡、许、汝、亳、寿十州，已经在金帝国的攻势下仅存海、泗、唐、邓四州而已。而在西线好不容易收复的河州也被金军所破，城中数万百姓被屠戮。经济损失远非王之望所节约的那一两百万钱物所能比拟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如果南宋政府能够理性的权衡利弊，集中力量巩固已收复的领土的话，仍有可能争取一个有利的和谈局面。但偏偏此时南宋政府高层却又盲目乐观起来。在长江防线阻击完颜亮得手的虞允文奉旨宜谕川陕，抵达前线之后随即与吴拟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夏季攻势”—“令董庠守淮东，郭振守淮西，赵撙次信阳，李道进新野，吴拱与王彦合军于商州，吴璘、姚仲以大军出关辅"。而比起纸面上所动用的庞大兵力之外，这次寄希望于一举收复中原的军事行动竟毫无后勤支持，一切都寄希望于“因粮于敌”-“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兴费广”，要求百姓“踊跃捐款”以支援前线。

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而之前一直拒绝拨款的王之望更是打着“车京赵构却正自编自导着一场禅让大典。赵构早年育有一子，但不幸早天。就在前线宋军谋划启动全线攻势的同时，在远离战场的临安，宋高迫于宗蜜的力量，赵构收养了与自己臺无血缘关系的宋太祖赵匡八世孙赵有为养子。但公元1162年7月24日，年仅55岁的赵构却突然宜布“倦政”，传位于太子，多少还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虽然后世从健康、伦理等多方面分析赵构退位的原因，但却往往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政治谋划。

长期以来史学家都认为赵构在其执政后期，面对朝野之上秦桧及其党羽的大权独揽始终处于尴尬的地位。元人所著《宋史》更宣称秦桧“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其淫威甚至到了“桧死，帝方与人言之”的地步。但这一说法显然与秦桧死后，赵构对其的一系列评价相冲突。如果说公元1155年11月19日，秦桧死后次日赵构对其“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的评价还可能是违心之言的话，那么一年之后赵构还公开对臣僚们表示：“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就显然是盖棺定论了。

事实上赵构和秦桧固然存在着君权和相权之争，但两人的施政理念却是相近的。这一点清康熙帝玄烨可谓洞若观火，他在《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中说：“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仇，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因此为了压制朝野的主战派，赵构需要秦桧这样的政治打手和代理人，而秦桧同样需要赵构的支持和认可。但无论是赵构和秦桧都很清楚，南宋朝野的“复兴”热情并不是靠强力打压便能瓦解的。而其最终的反弹也必将吞噬这对君臣，正因为如此，秦桧在其临终前上《遗表》中还希望赵构能“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所谓“邪党”自然指的就是秦桧长期打压的“主战派"。

秦桧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赵构都试图延续其政策。而所谓“秦党”也继续在朝堂之上发挥着作用。但是完颜亮的南征彻底改变了南宋政府内的力量对比，为了充实抗金力量，赵构被迫启用和平反大批曾遭受秦桧迫害的“主战派”人士。以赵构的政治眼光自然不会不清楚随即而来将是一场对“主和派”的反攻倒算。“自打耳光”这种事情历代为最高统治者所忌讳，正因为如此，赵构才选择了在即便是今天仍不到男性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退居二线”。当然身为太上皇的他依旧有遥控政局的能力，但无论未来宋金战争如何走向，隐匿于幕后的赵构都要从容得多。

南宋两代领导人的政权交接虽然平稳，但极大地影响了前线宋军的进攻部署。被后世称为宋孝宗的赵眘，虽然表面上替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平冤昭雪，但却第一时间要求正在川陕一线筹备收复中原的吴璘班师，对此吴璘的部下很不理解，纷纷高呼要“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对此吴璘本人倒是很平静，他说：“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远，有诏，璘何敢违。”而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吴璘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丢失了此前收复的三路十三州，更在金军的追击中损失了数万人马。

吴璘兵团突然撤出川陕战区的举动，令金帝国方面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集结于中原地区的金重兵集团开始重新向两淮地区进击。而南宋朝堂上此时却还在为应该先发制人还是被动防御而争执不休，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不仅是传统“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更是新旧势力的政治碾轧。代表“主战派”是曾长期受到秦桧压制的三朝老臣张浚，而这一次站在他对立面的是深受宋高宗、宋孝宗父子器重的参知政事史浩。而两人的针锋相对，从一次朝堂争论便可管窥一二。张浚说：“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收之。”史浩则反驳说：“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面对这种诡辩，张浚只能解释道：“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谁知道史浩继续无耻地回击说：“(陈)胜、(吴)广以锄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

正是在南宋政府内新晋“主和派”的掣肘之下，张浚于虹县、灵壁一线发动的小规模反击很快便因后援不续而败北。后撤的宋军在符离一线遭遇重创，除了兵员损失之外，更丢弃了大量装备和辎重，史称“符离之溃”。面对前线的败局，赵眘仍假惺惺的不许张浚辞职，摆出下诏亲征的姿态。无奈之下张浚只能改变立场，力主对金和议。经过近一年的外交磋商，宋金两国最终于1164年农历十二月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史称“隆兴和议”。由于协议正式生效时，南宋政府已经改元乾道，因此又被称为“乾道之盟”。

较之宋高宗赵构执政时代所签署的“绍兴和议”，南宋政府在“隆兴和议”唯一取得的实质性收益是将每年缴纳给金帝国的岁贡由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改为了各二十万两匹。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全线放弃此前收复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其余诸如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称叔、侄关系以及“岁贡”改称“岁币”则不过是口头便宜。而就在中原的苍生仰望着和平再度降临的同时，在遥远的北方，蒙古草原之上正悄然孕育着新的战争阴云。

自“靖康之难”以来，赵宋皇室赖以巩固政权的文、武两大支柱——士大夫政治和禁军系统均在南迁的过程中归于瓦解。宋高宗赵构执政时期虽然通过重用秦桧及其党羽压制了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名将”，收回了对军队的控制权。但权臣集团却尾大不掉，相权对君权的冲击日益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局面，赵眘一方面频繁更换内阁班子，其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达34人之多。而这还没有计算这些宰相、参知政事们被免职、外放又最终被召回中枢的反复。即便是战功卓著的虞允文、深受宠幸的史浩也都不免几起几落。

而除了频繁更相之外，赵眘还有意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而除了在内阁中刻意制造对立之外，赵眘还大量启用自己的“潜邸旧人”参与军机大政。而对于这股被士大夫指斥为“近习”集团的政治势力，赵眘在利用其完成其制衡相权的目的后，竟也已被赵眘以结党营私之名赶出中枢。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在反复敲打士大夫集团的同时，赵眘也着手整肃军中宿将。长期把持川陕军政大权的吴玠、吴家族，最为“中兴名将”中硕果仅存的一支。吴氏一族统率蜀兵已达二十多年之久，而在抵御完颜亮的南侵的过程。吴玠之子吴拱还统兵出峡、东戍襄阳，一度升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任湖北、京西制置使，其军中的地位不弱于“绍兴和议”前的岳飞。面对吴氏一族纵连蜀、荆，尾大不掉的态势，赵眘自然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因此在其上台伊始，首先便下诏要求正在北伐途中的吴班师。此后又发动臣僚制造舆论，弹劾吴。无法自辩的吴瑞只能在1165年自请人朝，面对赵眘、赵构两代国君假惺惺的安抚，吴璘用手中的兵权换取了“新安郡王”的封号和兴元一府的职权。与此同时，其侄吴拱也被召人中枢，授予了安远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的职务。

两年之后吴璘病逝，吴拱离开中枢，接管家族在兴元府的政治地盘。吴氏一族在军中虽然依旧有一定的势力，吴璘之子吴挺为赵眘所重用，在中枢和蜀、荆军区都担任过要职，但其影响力大不如前。而在全力打压吴氏一族的同时，赵眘也主动拉拢南宋军中的其他派系。在太上皇赵构的做媒之下，赵眘聘娶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李凤娘为自己三子恭王赵惇之妃。算是在军中打人了一个自己的楔子。李道虽然战功寥寥，但资格颇老。早年便跟随宗泽抗金，随后隶属岳飞麾下，担任选锋军统制，参与了岳飞的历次北伐作战。可惜的是李道的这个女儿李凤娘个性强悍，日后在宋室的后宫之中兴风作浪。令太上皇赵构和宋孝宗赵都颇为头痛。

除了为自己找了一个难以驾驭的儿媳，为自己将来的退休生活埋下祸根之外。赵眘对待宗室和权臣之后的态度更可谓遗祸无穷。在宋人周密的笔记《齐东野语》中所曾记载了赵眘对自己兄长赵伯圭的纵容。在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个哥哥“不甚教子”、“若皆作郡，则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的情况下，仍对其家族委以重任。而对此的解释，用赵眘的话说：“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可也。”正在秉承着这种“以高爵厚禄之惠，购上下勋贵之忠”的指导思想。南宋宗室、士大夫、军中宿将暮气日重，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如果赵眘的施政是有意压制南宋政府内锐气进取精神的话，那么完颜雍则始终在努力革除金帝国内部的女真贵族及汉族精英阶层的保守思潮。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庞大的契丹和汉人族群无疑是金帝国内部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金帝国历代统治者曾做出过许多努力，但效果似乎并不显著。完颜亮大举南征之际，契丹牧民纷纷举义、中原地区的汉族精英投鲜而起便是这一矛盾长期积累之下的总爆发。完颜雍虽然成功的凭借武装镇压度过了危机，但仍不得不在国家政策领域做出全面的调整。

在完颜亮统治时期，吸收渤海、契丹和汉族精英为官，打破女真族宗室贵族对政府职权垄断的改革便已经悄然启动。但由于完颜亮个人性格的缺陷，这项改革操之过急，各方利益集团相互碾轧，最终导致连场血腥的政治清洗。完颜雍虽然继承了这一政策，但在政府内阁改组却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为兼顾各政治集团的利益。其在位期间，历任宰执官中宗室完颜贵族7人，非宗室女真15人，汉族14人，契丹、渤海2人。基本形成了女真、汉族精英共治，渤海、契丹参政议政的局面。

而针对完颜亮激进的全盘汉化举措，完颜雍虽然也倾心于汉文化，但深知女真文化和猛安谋克制度才是完颜政权的立国之本。因此在其任内大力倡导女真文字。令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改汉姓或穿汉服。而在大力弘扬女真文化，勿忘旧俗的同时，完颜雍真正期望的还是恢复和强化猛安谋克的“战斗堡垒”作用。

事实上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日益发展，猛安谋克组织已经极为混乱。完颜亮罢免女真族世袭万户，废除上京路下的女真万户路，改置节度使的举措更进一步弱化了其作用。因此完颜雍执政伊始便重新推行猛安谋克的世袭制度，此后多次新授猛安谋克，并一再拘括汉人田地，分配给女真猛安谋克所属民户耕种或租佃，在确保女真族人经济地位的同时，还要求各猛安谋克官于农闲时督部人习武备、练骑射。

完颜雍之所以如此急于恢复猛安谋克系统的战斗力，除了出于应对与南宋对峙和冷战的需要之外，很大程度上还缘于北方蒙古诸部的军事压力。根据郑所南所著的《心史》中“金酋雍(完颜雍)立，仁慈，恕鞑旧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时思乃祖旧恨，但望北射三箭泄余愤。如是十九年，鞑人孳育丁壮甚盛”的记载，完颜雍执政时期，金帝国似乎基本停止了对蒙古诸部的军事征讨。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非是因为完颜雍的所谓“仁慈”，而是在金帝国武装力量的全面衰败之下的无奈之举。在镇压撒八、移刺窝斡所领导的契丹牧民起义之中，金帝国的骑兵部队已经无力与对手长期周璇，出现了“贼中马肥健，官军马疲弱，此去贼八十里，比遇贼马已惫”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能再指望金帝国远征军可以深人大漠草原对蒙古诸部实行“减丁”政策。

作为一个务实的帝国元首，完颜雍当然知道那所谓的“泄愤之箭”不可能阻挡蒙古诸部的滋扰。在竭力恢复女真族人战斗力的同时，一项声势浩大的国防工程在金帝国的北方全线开工。1165年农历正月，完颜雍下诏在泰州、临潢等边境地区修筑边堡60座，增派边防部队13000人。此后又多次下令增筑边堡、配置守备部队。关于这道防线，史学家有人称之为金长城，但更多的时候，相关的研究者们还是习惯称其为“金界壕”。由于大多兴筑于较为平缓的草原地带，因此金帝国的边防系统，无法像传统的长城那般依山而建，只能掘地为壕。而宽达30一60米的界壕之后再修筑5一6米的边墙，而在界壕和边界的基础之上，再隔5一10千米筑一边堡，用于驻兵屯粮。

对于金界壕的修筑，长期以来史学界的非议都大于肯定，甚至在完颜雍在位期间，丞相李石和绘石烈良弼便联名反对。认为“北俗无定居，出没不常，惟当以德柔之。若徒深蜇，必当置戍，而塞北多风沙，曾未期年，堑已平矣。不可疲中国有用之力，为此无益”。迫于官僚系统的压力，完颜雍亲自主导的金界壕工程最终草草下马。直到1179年，在金帝国西北路招讨使独吉思忠的主持之下，才将这项“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的半吊子工程进一步修缮完成。

必须指出的是，“金界壕”的修筑并非始于完颜雍，而在其身后金帝国统治者也不得不在争议声中重新上马该项工程。而“金界壕”所起到的作用，更不能单纯的从军事角度予以考量。长期以来，中原政权抵御游牧民族入侵，最佳的防线莫过于燕山——阴山山脉，历代长城也大多依托于此。但金帝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却迫使其必须控制蒙古草原，以保障己方战马供应。因此不得不以界壕保护其牧群和草场。而金界壕的建立，除了可以有效地抵御蒙古诸部的袭扰之外，更成为了金帝国招揽草原民族内附的最佳国力展示。

在完颜雍执政时期，1175年隶属于乃蛮系统的“粘拔恩”部3万余户的内附，何尝不是艳羡于金界壕之内的安定。而蒙古诸部的领袖如克烈部部长脱斡邻勒、汪古部白厮波及未来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之所以者曾一度接受过金帝国的册封，循例缴纳岁贡，又何尝不是缘于无力功破界壕，只能以朝贡贸易获得所需物资的理性选择。当然另一方面金界壕的建立在堵塞蒙古诸部原本南下劫掠的同时，也加速了其内部的盾。蒙古草原之上原本群雄并立的局面，正是在金界壕建立之后逐渐化为了诸部争雄，最终孕育出了强大到足以摧毁金帝国边防系统的蒙古帝国。

1179年农历四月，对于坐落于华北平原之上的金帝国首都燕京而言，已是柳丝芳菲，桃飘李飞的暮春时节。56岁的完颜雍按照惯例，向各政府机关下达了准备北巡的诏令。“春水秋山、夏冬捺钵”本是契丹、女真这样的游牧、渔猎部落的本色。何况要去的地方也并不算太远，一想到位于西京路桓州(今河北省沽源县)的金莲川此时水草丰美的景象。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完颜雍的心中依旧难以遏制那策马奔腾的冲动。

完颜雍第一次前往金莲川是在11年前的1168年。面对着这片昔日契丹达官贵族的游猎避暑之地，完颜雍兴致颇高的亲自将其原名“易里浒东川”改为“金莲川”。完颜雍此举固然是因为当地遍布着一种花大色黄的金莲野花。更是取“莲者连也，金枝玉叶相连之义”。将这片草场作为沟通金帝国燕山南北的纽带。此后完颜雍每隔数年必将巡幸当地，史料中虽然没有详细记载其在巡幸过程中的政治活动，但依照封建帝王的行为惯例，少不得要召见一些当地文武官员、内附的游牧部族首脑。但是这一次完颜雍的诏令刚刚下达，便收到了一封劝谏表疏。

写这张谏表的人名叫梁襄，来自山西绛州(山西省新绛县)。大定三年进士出身，此时担任完颜雍第七子薛王完颜允济的王府秘书(掾吏)。从梁襄的从政经历和此时所担任的职务来看，金帝国对其还是颇为信任和重用的。他如果能够安心本分的工作，日后完颜永济登基为帝之时，梁襄未必不能捞个六部主事甚至左丞右相的高位。但此时的他不知道是耐不住寂寞还是的确不吐不快。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谏北幸》递了上去。

从《谏北幸》开篇部分所谓“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的表述来看，梁襄应该没有去过那里。但这并不影响其大发宏论。认为完颜雍的北幸之举不仅皇帝自己“离弃宫阙，远事巡征，其祸遂速"，而即便皇帝没有危险，随行的百官禁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众人，夭伤无辜，何异刃杀”。即便随行人员没有危险，“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的巨大财政开支也实属没有必要。最后还高屋建瓴的将完颜雍的北巡比作隋炀帝下扬州和完颜亮南征。将自己说成是阻止唐太宗行关南、汉文帝驰霸陵的魏征和袁盎。面对这样一篇雄文，完颜雍也只能叫停了北巡的工程，同时不得不以敢于直谏的名义，升任梁襄为礼部主事。不过完颜雍还是委婉地提出了自己对巡幸的看法：“治乱无常，顾所行何如耳。岂必深处九重便谓无虞，巡游以时即兆祸乱者哉!”

类似梁襄这样的举动，其实在汉族士大夫的历史中并不罕见。在无法以政绩求表现的时候，以直谏搏闻达可谓是最常用的求官手段。事实证明梁囊的政治才干实在一般，其后其在监察御史、地方刺史、节度使的岗位表现都不过平平。但他的名字和《谏北幸》的文章却最终为《金史》所载，甚至被认为是“大定间人才辈出，文义蔚然”的论据。但恰恰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的政治氛围之中，金帝国统治者的手脚被逐渐束缚。梁襄《谏北幸》之后的十年里，完颜雍虽然依旧多次出巡。但随着1187年完颜雍出巡金莲川时，首都燕京发生地震之后。金莲川这个地名彻底消失在金帝国统治者出巡的名单之中了。

数十年之后，南下的蒙古大军以金莲川凉陉驻扎，修整军队之时或许并不知道他们脚下曾是金帝国君主避暑之所。而1251年受命总领漠南军国庶事的铁木真之孙忽必烈开创金莲川幕府并最终将当地确立为未来蒙元帝国的上都时，恐怕更不知道曾有一个名为梁襄的腐儒，认定这里是“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

在完颜雍被迫取消北幸金莲川的同时，一个蒙古乞颜部的贵族少年正在为营救自己的新婚妻子而焦急奔走着。他就是也速该的长子—孛儿只斤·铁木真。对于此时年仅18岁的铁木真而言，他的命运可谓多舛。孤独、流浪、贫苦、被掳，诸多困难的经历从9年前他的父亲也速该离奇死亡后，便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铁木真原以为一切的痛苦，随着自己迎娶弘吉刺部的女孩孛儿帖将宣告终结。却不曾想等来的却是更为可怕的屈辱。世人无法知晓此时心急如焚的铁木真是否对他早逝的父亲有过怨恨。毕竟在他看来如果也速该当年没有饮下那杯塔塔尔人的毒酒，那么他的人生将会截然不同。但遵循唯物史观的原则，我们却不得不认为也速该的死和铁木真早年所经历的磨难均是一种必然。

 

公元1179年，蒙古乞颜部少年铁木真与弘吉剌部女孩孛儿帖正式成婚。这场看似“郎才女貌”的婚姻却似乎注定多灾多难。9年前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在提亲的归途，被毒死在世仇塔塔尔的宴会之上，而就在铁木真婚后不久，篾儿乞部又大举杀到，抢走了他的新婚妻子。这一系列看似巧合、孤立的事件背后是否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雄踞草原的“五大兀鲁思”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和利益纠葛?而在当时更没有人能够料想得到这样一起司空见惯的抢亲和仇杀，在浩瀚如海的蒙古草原上投下的小小涟漪，最终将引发一场席卷整个欧亚大陆的风暴。

与此同时，在阴山以南的金中都燕京，金世宗完颜雍正竭力整顿自己堂兄留下的“烂摊子”。对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位自诩要尊行“尧舜之道”的君皇又将采取怎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革新?而这些政策又将对未来的蒙、金力量对比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而在和风细雨的临安城内，52岁的宋孝宗赵睿也正在稳步的推进着他的“乾淳之治”，而在这个南宋最为富足的时代，又有哪些创新性制度正默默地为经济腾飞“保驾护航”.

公元1189年，南北相持的金、宋两大帝国同时迎来了皇位的传承。而在雄伟的肯特山南麓，已近而立之年的铁木真终于夺回了自己父亲失落的汗位。而等待着三位新科领导人的又是一场场伴随着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年轻的金章宗完颜璟采用怎样的外交和军事手段彻底灭亡了威胁金帝国北境的塔塔尔部?宋光宗赵椁是否真的如表面上看来的那般畏妻和不孝.而铁木真与自己三结安达的札木合之间又因何反目成仇?改变蒙古草原力量对比的“十三翼之战”又隐藏着哪些内幕?

公元1199年，铁木真与克烈部首领王罕挥军西进，征讨乃蛮部。这是两大草原强震继与金帝国夹击塔塔尔部之后，再度联袖出击。但为何决裂的种子却在此时开始生根发芽?而就在这个世纪之交，南宋政府的战争机器也在悄然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开禧北伐”如何在金帝国的严密监控之下部署完成?又是什么原因让其最终功亏一簧?

公元1209年，统一草原的铁木真开始频繁的向西夏用兵，并在这一年逼迫西夏国主襄宗李安全献女求和。而沦为蒙古附庸之后，国势日渐衰弱的西夏为什么频繁向金帝国用兵?从自己侄子手中接掌皇位的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又为何昏招迭出，以致强盛一时的金帝国在短时间之内便呈现土崩瓦解的态势，不得不迁都河南?又是否有着自己的全盘考量?

公元1219年。铁木真统率15万精兵正式踏上了“第一次蒙古西征”的漫漫长路。而在中原战场之上，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团却没有停止攻城略地的脚步，正是在这一时期各类汉族武装开始以独立政治势力的面貌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些“草头王”缘何成为主导中原战事走向的决定性力量?而出任淮东制置使的南宋名臣贾涉其招揽中原义军的工作又究竟功过几何?

公元1229年。蒙古帝国亲贵云集草原，召开关于汗位传承的“库里勒台大会”。身为储君的窝阔台如何从自封“监国”的幼弟拖雷手中夺取军政大权成为了首要的议题。这场看似平顺的继位大典背后掩盖着怎样的明争暗斗?已经风雨飘摇的金帝国又是否能把握这次绝地反击的机会?南宋政府内部关于“联金抗蒙”和“联蒙灭金”的争论又折射出怎样的党派之争?

公元1239年。云集了诸多新生代政治势力代表的“第二次蒙古西征”正如火如茶地展开着，拔都、贵由、蒙哥这三位“黄金家族”未来的掌舵者，其品性、思想乃至战术风格又将给这个幅员辽阔的草原帝国带来怎样的变革?而在东亚大陆之上，由于“端平入洛”所引发的蒙宋战争也逐渐进入了首轮的白热化阶段。一个空前的战略大迂回计划悄然浮出了水面。

 

由1235年开始的第一次蒙宋战争，南宋政府所面临的正面压力并不大。毕竟蒙古帝国同时还要兼顾西域和高丽两条战线。但是由于连年用兵所导致的军费赤字和金融改革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却令南宋政府的内部矛盾却在此刻集中爆发。而这一次南宋政府所要面对的还不单纯是百姓的骚动还有武装部队为了加薪而发动的兵变。而为了压制各地野战部队的情绪，南宋政府除了弹压之外，还派出曾从龙和魏了翁以中央大员以枢密院使的身份携带巨额军饷前往江淮、荆湖军区建立更高一级的前线军政机构——督府。不过作为当年和王安石一起推行过变法的曾公亮的四世从孙，长期活跃于宋金外交舞台之上的曾从龙虽然是开设督府的始作俑者，并且也的确有执掌一方的阅历和威望，但唯独缺少的是一副好身板。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一展拳脚，曾从龙便病死在赴任的途中，无奈之下宋理宗赵昀只能将原定的两大督府合二为一，统一由魏了翁领导。

魏了翁没有曾从龙那么显赫的家世背景，但是多年以来的宦海沉浮和游历讲学却令他在南宋朝野颇有人望。而除了儒家理学之外，魏了翁还是南宋政府内少有的易学大师，因此也颇受宋理宗赵昀的信任，为了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老臣壮行，宋理宗赵昀还亲密写了一首唐代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军城早秋》，“昨夜秋风人汉关，朔云赠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遗沙场匹马还。”当然魏了翁也不是只会写文章的书呆子他历任地方官吏的过程中也曾整殇城防、训练民兵。更重要的是魏了翁的岗位是统领全局，不是攻城拔寨。因此在吸收了吴潜、赵善潮、马光祖等一批干才进入领导班子之后，在江州开设的魏了翁督府一度也颇有气象。但是此时蒙宋之间的主战场却悄然从东线转移到了西侧的川北。

南宋川陕军区的负责人是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和南宋政府的其他封疆大吏一样。赵彦呐也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士大夫阶层。如果在太平盛世，赵彦呐或许是个不错的地方官更，但是在端平年间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他的犹豫和怯懦却注定了他和整个川北地区的悲剧。事实上在金帝国灭亡之后，蒙古和南宋在西部边境上依旧存在着一个战略缓冲地带——由前金帝国民兵司令、秦巩豪族汪世显控制的巩昌一线。汪世显虽然是蒙古汪古部的后裔，但是在金帝国灭亡之后在政治上却倒向南宋，多次遣使向赵彦呐请求“内附”。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却也是这样的招降纳叛终究也要背负一定的外交和政治风险。因此赵彦呐遵从官场的游戏规则，把球踢给了千里之外的内阁负责人—―郑清之。或许是忌讳汪世显的异族身份，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事的官僚作风，最终郑清之代表南宋政府拒绝了对方的输诚。而蒙古大军南下，统率大军的窝阔台次子阔端在对巩昌展开全面包围的同时，派出同是汪古部出身的按竺迩前劝招降。一边是南宋政府的再三婉拒，一边是蒙古方面的热情招揽，汪世显最终倒向了后者，他的部队并成为蒙宋战场的一支生力军。

汪世显投降之后，身为王子的阔端曾和他有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阔端以胜利者的姿态问道：“我在中原地区征战多年，所到之处金帝国的官吏无不望风而降，只有你选择了固守，这是为什么呢?”汪世显当然不好意思回答说那你还没有兵临巩昌城下，于是正义凛然地回答道：“我不是卖国市恩之人。”阔端又问道：“金帝国灭亡已久，你还不投降是为了谁?”汪世显再蠢也不会说自己长期以来“土皇帝”做得很开心，还有想去抱南宋的粗腿。于是继续正义凛然：“殿下的大军刚到，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发现殿下仁武不杀，我认为一定可以保全城内的军民，因此才毅然投降。”这样的回答自然令阔端很满意，不仅整了部队的纪律，还继续任命汪世显为巩昌的最高军政长官。

虽然收降了汪世显和他的民兵部队，但是阔端所部在四川前线的展却并不顺利。这一点与他所选择的进攻方向和遇到的对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夺取了南宋在川陕一线的重镇一州(今陕西省略阳县)。端最初的计划是集中兵力攻击鸡冠隘和阳平关。作为川北的门户，这两个重要关隘历来是军事重镇，而南宋方面此刻的前线指挥官更是大有来头的左骁骑大将军曹友闻。按照今天的定义，曹友闻可以算是南宋的高干子弟，他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直系后裔。不过祖辈的光环早已淡去，曹友闻同样是通过科举考试才得以步人仕途。不过他上任伊始便遭遇了蒙古军队南下犯边的“丁亥之变”，身为天水地区教育部部长的他还没有到任就被隔绝在蒙古军队的包围圈外。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此时应该在庆幸之余原路回家。但是曹友闻临难不苟，单枪匹马闯人了孤城，为此时任四川制置使桂如渊还特意绣了一面“满身胆”的锦旗颁授给他。而曹友闻也从此告别了文官队伍，成为了南宋历史上的又一名“儒将”。面对这样的一个棘手的人物，阔端自然讨不到什么便宜。因此只能在留下少数哨骑之后，暂时撤退。

经过1231年“辛卯之变”中拖雷大军的扫荡，南宋政府所统治下的四川地区战备和经济都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根据赵彦呐提交的统计数据，整个四川军区野战部队不过3万，而粮食储备也极其有限。而南宋政府中央也有人向宋理宗赵昀发出了警报：“赵彦呐连年调度，早已师老财殚、兵分力薄。四川是长江的上游，一旦被蒙古军队夺取，长江中下游的局势将更为危险。目前当务之急是保卫四川，不仅应该从襄阳方面派出增援部队，更应该在物资上给予全力的支持。”宋理宗赵昀虽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战场上的局势却早在南宋政府中枢做出反应之前便全面的恶化了。

南宋在川陕前线以三关五州作为抗击金兵的防线，三关指七方关、仙人关和武休关，五州指阶州、成州、西河州、凤州与天水军。此地属南宋利州路，地理上称作“蜀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蒙古要彻底歼灭陕西金军，势必要插足这一甚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但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因宰相史弥远所示当年荷梦玉与蒙人“和议密旨”，对蒙军突袭不知所措，轻率作出弃五州、保三关的决定，于是诸州守将遁逃，关外民众因失去宋兵保护而遭到蒙军的大肆杀掠。随即蒙军因得到成吉思汗病死的消息，而自动退出宋境。因为是年干支为丁亥，故南宋文献称作“丁亥之变”。蒙军此次行动带有探路与假道性质，其志并不在此，但由于宋军指挥无方而遭惨败，并大为蒙古人所看轻。

当时成吉思汗还另派出两名使者，一至西河州，一至秦家坝。郑损随即将蒙古遣使“欲和”的消息上奏朝廷，宋理宗说:“我朝与北朝本无纤隙，不必言和，只云通好。”认为只要称“通好”就名正言顺了。但宋臣李复鸣却从入川的蒙古使者“大书例号于牌之上，自谓为天所锡，附以幅纸几百有余言，狂僭异常，悖嫚无礼”的现象上看出，蒙古“只欲吾投拜，否则撕杀耳”。因此所谓“讲和也，通好也，皆吾国婉为之词”，蒙古只是“以投拜为和”，那蒙、金关系即是如此:“金非不通好也，通好而不投拜，其祸卒不可解，于他国亦然。”＇

故宋廷有鉴于此，对与蒙古联和一事十分谨慎。是年十月，李全与蒙古张宣差并通事数人至宋楚州，声言为南宋“决和议”，宋廷断然拒绝接待蒙古使人，但因李全往来山东，可稍宽北顾之忧，故供其粮饷不绝。1230年，蒙使李邦瑞使宋，欲“假道淮东以趋河南”，但被阻于淮东宝应(今属江苏)，不久在山东李全护送下南来，再次被宋拒绝，第三次取道湖北，宋人オ与之联系，但宋廷对他颇为冷淡。《元史・李邦瑞传》称其与宋人“议如约而还”，似乎宋人答应履行同蒙古的密约，但并未有任何响应的举动。因为金朝虽是百年世仇与死敌，可一旦涉及敏感的假道问题，宋人仍记着唇亡齿寒之古训，使蒙古人的外交碰了一个软钉子。但宋廷对于日益迫近的蒙古威胁还是缺乏紧迫感，反认为蒙古乃“霜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屯之志”，而荷安度日，不为远虑，使得国力日衰的南宋，在以实力为后盾的宋、蒙交往中逐渐陷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境地。

1230年冬，蒙军在猛攻风翔时，遣偏师自宝鸡、大散关突入宋境，焚掠一番后退回;同时又遣使者速不罕等至宋境强索粮食二十万斛。面对蒙古如此无礼举动，继任四川制置使的桂如渊也是一个十足的庸之辈，秉承史弥远意旨，不惜委曲求全，一味退让，派人往风翔蒙古大营通好，并督促兴元帅府置办牛酒犒劳蒙军，同时命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为缓和紧张局势，桂如渊还不顾将领们的坚决反对，草率作出“悉召并边之师入保七方关”的决定，以免与蒙军冲突。蒙车攻下风，见宋人如此儒弱，便在遣使武休关议事的同时，正面进攻受挫之后，阔端再度祭出了蒙古军队所擅长的迂回战术。蒙古军队从甘肃东南部出击，沿着三国时代邓艾偷渡阴平的路线进逼文州(今甘肃省文县)。曹友闻虽然第一时间派出了增援部队，但是南宋的部队在野战中显然不是蒙古铁骑的对手，蒙古军队顺利地拔除了川西北一线的文州、阶州两大据点。随后又在遭遇战中歼灭了曹友闻部下忠义总管当可和西和州总管陈禹的部队。据说当可和陈禹都被认为是南宋四川军区的“才勇之人"，他们的战死不仅令南宋军队的士气大受影响。更令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川北防线最后的预备队消耗殆尽。

绍定四年（1231年）三月，蒙军入侵蜀口地区。绍定四年是辛卯年，史称辛卯之变的宋蒙战争爆发。　　

　　

　　绍定四年前期蒙军攻掠利州路经过图。

　　此前宋蒙双方还在商谈时，蜀口最北边的天水军城就遭到了蒙军的攻击，曹友闻以孤身突破蒙军大营夜闯天水军城而闪亮登场。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担心边军将领与蒙军发生更大冲突，下令曹友闻率军从天水军城撤退到仙人关。曹友闻与蒙军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

　　撤退中曹友闻两次遭遇蒙军

　　蜀口地区东部的凤州、兴元府在遭受蒙军攻击时，蜀口北部的天水军、西河州也遭受了蒙军的洗劫。曹友闻率军向仙人关撤退途中并不轻松，一路上不断与蒙军发生遭遇战。蒙军仗着武力强大，经常分散为多股小部队四处掠杀。曹友闻所部走到峡口时，遇到一股蒙军。这支蒙军刚抢掠完，押着被俘的百姓和抢来的牲畜往回走。

　　曹友闻带领军队占据有利地形，派前军统制屈信向蒙军进攻。屈信领兵冲向蒙军，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蒙军抢掠的百姓和牲畜，被曹友闻救了下来。曹友闻率部继续前行，走到一个叫秦坝的地方时，又遇到一股蒙军。蒙军朝宋军冲杀过来，曹友闻派左军统制杜午迎战。这股蒙军实力强劲，杜午抵挡不住。曹友闻的士兵大多是步兵，如果与蒙古骑兵在平地上交锋，必然要吃大亏。曹友闻指挥部队抢占高地，占据险要地形。蒙军骑兵冲不过来，就朝宋军射箭。曹友闻冒着箭雨，冲到最前线，指挥士兵向蒙军还击。同时，曹友闻又派屈信和另一个统制张安国出战，终于把蒙军打退。结束战斗后，曹友闻整顿部队，继续前行。走到河池县时，曹友闻接到桂如渊的命令，叫他转到七方关驻守。

　　就在曹友闻一路行军一路作战的同时，天水军城再次遭受蒙军进攻。军城很快被攻陷，此前被曹友闻暂时解救的军城百姓，全部被蒙军屠杀。蒙军攻下天水军城后，下一个目标，是4年前没有攻下的西河州城。

　　北宋时，今甘肃西河（和）县叫长道县，为岷州下辖的一个县。进入南宋后，关陇一带成为宋金两国的交战区，绍兴九年（1139年），岷州移州治于长道县白石镇（今西河县城北部）。

　　绍兴十二年（1142年），宋金议和。因岷州的“岷”字发音犯了金太祖完颜旻的名讳，为表示友好，南宋把岷州改为和州。但淮西已有和州（今安徽和县），古有西犬丘、西县之名，遂冠“西”字。所以就把这个和州前面冠以“西”字加以区别，常璩《华阳国志》曰：汉水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县漾山，为漾水。《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冢山，会白水，径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按沔水出东狼谷，径沮县入汉。《汉中记》曰：.冢以东，水皆东流，.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势源流所归，故俗以.冢为分水岭。即此推沔水无西入之理。按《汉志》：蜀郡前氐道，山在西徽外，江水所出。西河水出汇入西汉水，故名西河州或西和州，时为南宋四川利州路西河州。

　　西河州城城墙和壕堑按山谷形势构架，周围长5公里，四面陡峭，易守难攻，构筑得非常坚固。城内有3座堡垒，两个战台，还挖掘有78口水井，为防御时期城内供水提供保障。在城墙上开有18个城门，建有42座城楼，攻守自如。利州路副都统何进的大军驻守在城内。4年前，何进靠着州城的防御工事抵挡住了蒙军的进攻。

　　这次蒙军进攻，西河州城的防御兵力已发生了变化。年初时，桂如渊担心蜀口边区的驻军与蒙军发生冲突，命令何进领军退守到大安军（军治在今陕西宁强县大安镇）。何进一向与西河州知州陈寅有矛盾，接到调令后，没有留下一个正规军，只是让利州副都统司摧锋军统制杨锐带着1000名忠义军民兵留下来。这么一点兵力要防守18道城门，难度实在太大。

更让城中百姓不安的是，何进走时还带上了家眷。以前何进在时，全家住在城里，百姓都很有安全感。看到民心浮动，陈寅与推官、代理通判贾子坤誓死守卫州城。陈寅全家28人，包括他的3个儿子都在州城，陈寅没让一个家人离开，以示与州城百姓共存亡的决心。贾子坤也有12个家人，全都留在了城里。

　　为稳定忠义军军心，陈寅把家产拿出来分给他们。将士们很感动，决定死守西河州城。很快，蒙军出现在西河州城下，战斗立即打响。

　　攻击西河州城的蒙军号称10万，向州城的东南门发动进攻。不过，蒙军没有直接上阵，而是在后面督战，让投降的宋军担任先锋队进攻。书生气浓厚的陈寅写了一道檄文，想把这些降军招抚过来。然后，他又拿起旗鼓，激励将士勇敢迎战。一时间，战场上箭如雨下，城墙上的滚石纷纷砸在进攻的敌人身上，死伤众多。蒙军第一次进攻遭受重挫，只得停止进攻。

　　当晚，陈寅指挥全城军民修复工事。第二天早上，蒙军增加兵力，攻势更加猛烈。陈寅带领忠义军和敢死队士兵奋力拼杀。一天一夜中，双方交战数十次，蒙军被迫退下休整。西河州城的战况传到桂如渊耳里，为鼓舞士气，他把陈寅的功绩向各地宣扬。结果不但没有鼓舞其他将领的士气，反而引发嫉妒，埋下祸根。蒙军多次进攻西河州城不下，砍伐树木制造攻城器具，又增加进攻兵力，把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陈寅眼看防守越来越艰难，向桂如渊求援。过了好几天，桂如渊才派刘锐和忠义军将领陈瑀等人率领官兵和民兵一万多人前去救援。但刘锐走到七方关，陈瑀还没抵达仇池县，就以道路受阻为由，按兵不动，观望不前了。陈寅时刻盼望着援兵的到来。他带领军民与蒙军日夜拼杀，杀死和俘虏了不少敌人。如果援兵能及时出现，将蒙军歼灭在州城下，那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啊！可直到陈寅死的那一刻，梦寐以求的事情都没发生。

　　列宁说：“堡垒往往最先从内部攻破。”这话不假，西河州城在防守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叛徒。西河州城无论是设计还是工程质量，几乎都是完美的。之所以说是“几乎”，是因为水门那里留有空隙。忠义军有一个裨将叫刘卓，也不知道是谁把他得罪了，一气之下，他翻越城墙逃出城向蒙军投降，同时告知了水门的秘密。

　　蒙军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进攻水门。终于，八月十四日这天，蒙军如潮水般杀进了州城。最后的时刻来了。陈寅没有逃走，回到家里，对妻子杜氏说：“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杜氏当然知道丈夫说这话的意思，生气地大声说道：“安有生同君禄，死不共王事者？”哪里有活着的时候与你一起享受朝廷的俸禄，而在死的时候不能一起为国家死的？杜氏服毒自尽。两个儿子和儿媳，也在杜氏身边相继自杀。陈寅把他们的尸体收敛在一起焚化。然后，陈寅换上官服，走上战楼，望着京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市）的方向，点起香烛，哭着说：“臣始谋守此城，为蜀藩篱。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负国！臣不负国！”我本来想守住这座城池，作为蜀地的藩篱屏障。可是，我没有守住。那么，只有死，我才算尽到了职责。我没有辜负国家，没有辜负国家啊！陈寅朝着临安府的方向拜了几拜，拔剑自刎。陈寅的宾客幕僚28人，也跟着一起自杀。陈寅另一个儿子最后赶来，也想自杀。一个士兵把他抱住说，不能让忠臣没有后代。士兵把他拖着，缒下城墙，结果摔断了腿，也死了。陈寅全家，悲壮殉难。西河州城居民近38万人，全被屠杀。

陈寅，今河北涉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漕司两贡进士，以父恩补官，绍定元年（1228年）出任西和州知州。后来，有人写诗赞叹陈寅说：

《西和知州陈公》刘麟瑞〔元代〕

阴风萧飒起黄埃，铁骑追奔动地来。石堡梯空天险壮，水门衅隙杀机开。

不期溟海鹏千里，自守封疆鸩一杯。四十万民登鬼录，伊谁为使哭声哀。

　　与陈寅一同并肩守城的贾子坤，字伯厚，潼川府怀安军（军治故址今四川金堂县淮口镇州城村）人，嘉定十三年（1220年）考中进士。西河州城陷落后，贾子坤身穿官服，与全家12人一起自杀殉国。贾子坤的儿子贾仲武后来被封为宣教郎（文散官二十六级），任命为隆州（州治在今四川仁寿县）签判，后来改任奉议郎、果州通判。贾仲武有贾昌忠、贾纯孝两个儿子，一起在咸淳七年（1271年）考中进士。贾纯孝被任命为扬州教授，受到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赏识，被调去做幕僚。文天祥后来征召他为幕僚，不久任命他为秘书丞、吏部郎中。

崖山兵败，贾纯孝抱着两个女儿与妻子牟氏一起跳海殉国。杨锐带领诸将与蒙军拼死厮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端平二年(1235年)，元军西线主帅孛儿只斤·阔端领兵攻下秦州、巩昌，收降了金朝巩昌守将汪世显。端平三年丙申(1236)三月，元兵抵达天水境内。由于临安远在万里之遥，朝廷指令鞭长难及，府、州、县都迫于疲应，援兵无望、军需供给极度困难，抵御元兵的重任责无旁贷落在了土生土长的本地籍军官和士兵身上。此时的陈瑀（南宋四川利州路西河州人，贡士。）虽说身为州兵马总管，然而州城早已名存实亡，手下将衰兵疲，但他还是率领将士们咬牙硬挺，与时当可，曹友闻等坚守在秦州-西河州-成州防线上。闻知元军已抵达今天水麦积山一带，时当可即刻率兵从大安一路跋涉，前去阻击敌人。三月十九日，刚到驻地不久的宋军便挫败了元兵的进攻，首战取得了斩获敌酋千余人的辉煌战果，当天晚上军营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而强悍的元兵并不甘失败，第二天(即三月二十日)，再次向宋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激战中，宋兵死伤无数，主将当时可不幸战死。所剩残部被迫退守到西河州境内，面对穷追不舍的元兵，从天水溃逃下来的这支士兵与在西和境内驻守的州总管陈瑀所率人马合为一队。为避开元兵的锋芒，陈瑀审时度势，率这支人马退守成州境内，同时夯实工事，筑守防线，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元兵来势汹汹，陈瑀未敢有丝毫的大意。他身不离甲，昼夜坚守在前线。四月的一天夜里，他照例带领随从巡查前沿，当行至赤莱谷时，与一股前来偷袭的元兵相遇，一场恶战随即展开。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陈瑀身先士卒，猛烈迎击，眼看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士兵们一个个倒在身边，而元兵却越聚越多，最终全军覆没，陈瑀“力战而死”。

此后不久，元兵又相继攻克成、阶、文诸州，同时东线防线也被攻破，凤州、武休关、兴元府、阳平关等地也相继沦陷，元兵完全打通了自汉中、陇南进入巴蜀地区的通道。可怜南宋的数万精兵和子民惨死于战火、杀戮。直到这个时候，南宋的朝堂上竟然不是在讨论如何抵挡蒙古，却还在为各自的集团争取利益，党派之间互相攻击，排除异己，丝毫不关心亡国灭种，他们在做的就是如何获得更大的利益，如何获得更多的金钱，这样朝廷能不灭亡？

陈瑀牺牲后，自顾不暇的南宋朝廷既没有对他进行谥封，其事迹仅见载于南宋无名氏所撰的民间书籍《昭忠录》一书。直到八十五年之后的元英宗至治年间有一位江西南丰籍诗人刘麟瑞，完成了一件在现在看来很了不起的事，他以追思宋末仗义死节之士，搜讨他们遗事，赋诗五十首，并辑成《昭忠逸咏》四卷。其中在《天水知军时公（当可）、西和总管陈公（瑀）》一诗中，这样写道:

天水西和两将强，七书贮腹负刚肠。

鱼丽阵布刀如雪，马革尸空骨似霜。

廉蔺昔存秦莫敌，关张今败蜀终亡。

轻财得士人犹惜，长想英风慨智囊。

 

宋理宗赵昀的面前最为触目惊心的问题，还是野烽烟四起的战线上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很快便反应到了南宋政战部队的兵力和士气问题。江淮军区的兵力不可谓不多，但是正规军的数量远少于民兵。而在南宋政府的官僚系统看来，这些当地的民兵组织“皆沿淮恋土之民，未必人人可用。”而荆湖军区则充斥着同样令人不放心的“北军”。而南宋政府的对应策略是建立更多的“州军”——也就是卫戍区。这种做法的优势是可以充分动员边境地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而缺点则是令出多门，使本来就分散的指挥权更加凌乱。而宋理宗赵昀此前寄予厚望的魏了翁督府也成为了朝臣们攻击的对象，作为理学大家魏了翁多少有些耿直或者说迂腐，因此长期以来在南宋政府内的人缘并不好。在很多大臣的眼中让他离开中枢去外地开府不失为一个“眼不见为净”的权宜之计。因此借着战局的恶化，成立不到3个月的魏了翁督府轰然解体，受不了这个刺激的魏了翁本人当即提出辞职。宋理宗赵昀只能出面安抚说：“这是内阁开会决定的，不是我的意思。”不过经过了一番折腾，魏了翁的职位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的签书枢密院事变成了高级顾问——资政殿学士，可以说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招“乾坤大挪移”。

魏了翁督府刚刚解散，荆湖军区的襄阳城内便发生了空前的兵变。这次兵变的直接导火索是前来增援的镇江都统李虎率领“无敌军”与原金帝国降将王旻所统率的“克敌军”之间由于防区等一系列矛盾的激化。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身为军区主要领导的赵范对部下失去了驾驭能力。事实上荆湖军区的兵力远远超过了南下的蒙古军队，但是自宋蒙开战以来，除了上闸遭遇战的小胜之外，在其他战场之上南宋军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唐州、邓州、枣阳等前沿要塞先后失守，南宋军队在水、陆战场都连遭败绩。如果说赵范本人在此前一直算是南宋政坛的绩优股的话，那么襄阳兵变则可以是一次空前的跌停板。

驱逐了李虎的“无敌军”之后，王旻和李伯渊向蒙古军队打开了襄阳城门。从刺杀自己的长官，向南宋军队投诚以来，这已经是李伯渊第二次转换阵营了。是他本人便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还是蒙古高层导演的“无间道”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在一个空前纷乱的时代里，人类出于求生的本能往往会践踏所有的高尚情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南宋名将岳飞于   公元1134年从金帝国扶植的刘豫伪政权手中收复襄阳以来，这座江汉重镇已经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经营。可以说它不仅是一座城市、一座要塞，更是南宋军民心目中光复中原的希望所在。但是这一线希望随着一把冲天的大火而归于泯灭。而同时消散的还有荆湖制置使赵范的升迁之路，鉴于他所肩负的领导责任，赵范很快在朝野上下的弹劾声中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回家赋闲去了。直到三年之后才重新复出，不过在出任静江知府之后没多久便死在了任上。

襄阳的易手对于南宋的整体国防态势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身为元首秘书——左司谏的李宗勉率先向宋理宗赵昀提出：“襄阳沦陷之后，蒙古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一旦江陵失守，那么长江航运便有被截断的危险。过去朝野上下所担忧的还是今年秋天蒙古方面可能会发起的攻势，现在的形势却是危在且夕。”而针对宋理宗赵昀任命准西制置使史嵩之兼任沿江制置副使的同时，遵照后者的意见在长江以南的鄂州建立指挥部的行为，李宗勉再次谏言：“欲保江南先守江北。”婴求宋理宗赵昀严令史煮之将指挥部前移。在李宗勉的多次建议之下，宋理宗赵昀打消了被认为是“抱薪救火，空国与敌”赔款求和的念头，颁布哀痛之诏，号召全国总动员。

一纸文书虽然可以激发民众的万千豪情，却并不能第一时间转化成实际的战斗力。就在宋理宗赵昀忧心忡忡地降低了自己的伙食标准、减少娱乐活动期待前线传来捷报之际。公元1236年的秋天却从四川前线传来更大的噩耗。首先是曹友闻的野战部队在阳平关一线的全军覆没。在经历近半年的准备之后，蒙古军队在四川一线集结了一支由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军队、面对空前强大的敌人，曹友闻对自己的胞弟曹友万提出了自己“众寡不敌，岂容浪战”的担忧，并认定唯一可取的战术只能是在据守河州(今陕西省略阳县)这一军事要塞的同时，以机动灵活的奇袭、伏击战术来对应。但是曹友闻的这一战略设想却并没有得到川陕军区负责人——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的支持，当蒙古大军的先头部队攻破武休关和兴元府(今陕西省汉中市)之际，赵彦呐错误的命令曹友闻放弃外线牵制的预订计划，全军赶赴以阳平关为中心的大安卫戍区与敌军展开主力决战。

阳平关战役前后历时半个多月之久。曹友闻采取伏击、迂回等灵活 机动的战术，给予了蒙古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曹友闻指挥部队全面出击。但是关键时刻战场上却下起了暴雨。而由汪世显所时尽被雨湿透，不利于徒步战斗。被蒙古铁骑分割包围。面对已经无法率领的蒙古骑兵部队投入战场。四川的南宋军队素以绵裘代替铁甲，此挽回的战局，部下纷纷劝说已经负伤的曹友闻突围。因为在他们看来队虽然打光了，但是也重创了敌人，只要曹友闻还在，希望就还在。但此刻的曹友闻已经看不到希望了，在一连串的战略失误之后，等待川陕战区的最终将是毁灭，而身为军人曹友闻选择了以身殉职。据说汪世显与曹友闻曾是生前的好友，曾以名马相赠。而此刻面对命运的无情，他也只能感叹：“蜀曹将军真男儿汉也!”

在硝烟散去之后，打扫战场的蒙古军队从堆积如山的尸骸之中发现了曹友闻的遗体以及那面“满身胆”的锦旗，不过没有等蒙古方面决定是厚葬还是暴尸，曹友闻的尸体便被潜入战场的一个女孩子哭着饶毁了。这个毁尸之后选择自杀的女孩子据说是曹友闻的女儿，面对这对忠烈的父女，即便是暴虐的蒙古军队也为之动容，将其合葬在一起。

《都统曹公》刘麟瑞〔元代〕

雁塔名香本一儒，执殳几度为前驱。元戎却敌世间有，教授提兵天下无。

花石峡鏖忠勇奋，水牛岭度死生殊。英风壮节谁能匹，千载人称大丈夫。

《都统曹公 其二》刘麟瑞〔元代〕

勇戴兜鍪学《六韬》，赤心报国是英豪。遍身胆在存全蜀，盖世名高慑短曹。

鸡堡出奇师旅没，龙门尽锐弟兄劳。当时制帅犹多计，独向深山远遁逃。

和曹友闻几乎同一时间战死的还有一位传奇人物——神射手郭斌。不过这位百步穿杨、例无虚发的名将并不是死在蒙宋战场之上。而是以金帝国会州都总管的身份从容的迎接生命的终结。会州(今甘肃省靖远县)地处金、宋、西夏三国的交接地区，长期以来都是金帝国的边防要冲。作为世居当地的保甲射手，郭斌逐渐在与西夏军队的边境冲突中崛起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战将。而因为他颇有个性的长相——“嘴尖而下唇阔大，双眼暴突而细小”，郭虾蟆的外号几乎伴随了他一生。和大多数出身贫寒的人一样，郭斌十分看重那些改变自己命运的“知遇之恩。因此即便在他逐步升迁的同时，金帝国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却始终不渝。即便是在金帝国灭亡之后，他依旧拒绝了汪世显二十多次的招揽，依旧以金帝国官吏的身份守护着自己的城市。原本蒙古军队并不急于夺取这座孤城，但是公元1236年的秋天情况却有了极大的转变。在指挥主力部队强攻汉中——阳平关一线的同时，阔端王子派出宗室亲王宗哥穆直统率一支偏师沿着阴平古道展开侧翼迁回。而此时位于这支部队前进道路侧翼的会州便成为了担任大军前锋的按竺迩必须解决的威胁。郭斌的抵抗虽然坚决，但是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还是令会州沉陷于蒙古军队的猛攻之下。面对纷涌而入的敌人，郭斌让部下将柴禾堆积于州衙门前，随后将家中妻小及城中将士妻子全部集中到一处，随后举火自焚。在熊熊燃起的火焰中，郭斌和部下以门扇作掩护，不断狙击着敢于靠近的敌人，直到弓箭射尽之后才一一转身冲人火场。

但是并非所有生命都消逝在那冲天的烈焰之中，在郭斌射完了自己身上所携带的所有箭矢冲人火场之时，却有一个侍女冲了出来。不过她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是将怀中抱着的婴儿哭着托付给满身血腥的蒙古军人。身为蒙古军统帅的按竺尔虽然凶悍，但终究还是一个人。他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感动，主动收养了郭斌的儿子。按竺尔战功卓著，后来列土封王。抚养一个孤儿长大成人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此后的命运却没有再出现在史籍之中，毕竟按竺迩子嗣众多，我们很难从里面确认哪一个才是郭氏孤儿。

在攻克了会州之后，按竺迩指挥的蒙古军队一路南下顺利的于公元1236年农历十月中旬与突破剑阁天险的阔端王子会师于成都郊外。此时四川军政最高长官赵彦呐早已逃往夔门(今重庆市奉节县)。客观的来讲，在阳平关战役曹友闻全军覆没之后，此时赵彦呐手中的野战部队恐怕也少得可怜。但是比起成都的守军而言，赵彦呐的兵力还是雄厚。毕竟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制手中只有400名盾牌手和300衙役。不过命中注定的悲剧却有一个颇有喜感的开场，因为蒙古大军的前锋部队打着武休关守将李显忠的旗号，所以起初丁黼还以为是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因此大开城门将其接纳了进来。此后近两天的时间蒙古兵往来城内，成都的居民都“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直到第二天的晚上，有数人于一小巷内摘杀一骑兵，市民们方知是蒙古兵。一边撕破了伪装的侵略着，一边从梦中惊醒的成都市民。双方随即在城内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髓不仅家学渊博，更是著名的南宋大儒徐谊的门生。在被蒙古军队乱箭射死之前，他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作为南宋方面战死的第一个制置使级高级官员，丁制的战死以及成都的失守令南宋政府内部再度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地震。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弹刻声中，内阁领导人——郑清之反复递交的辞职报告终于获得了批准。接替他的是一向老成持国的乔行简，与此同时拥有多年军事斗争经验，竭力主张大搞民兵建设的老臣崔与之也被退休返聘。从他个人的简历上来看，崔与之的确可以说是南宋政府内不多得的全才，但是此刻他已经81岁高龄了，面对宋理宗赵昀七道任命诏书，身在广州的崔与之上疏十三次请求辞免。最终崔与之虽然勉强答应作为高级顾问复出，但是一年之后便病故于任上。

1236年农历十一月，是第一次蒙宋战争中转折性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的上旬，蒙古军队火烧成都，扫荡了整个四川腹地。与此同时南宋荆湖、江淮军区也同时告急。但是此刻已经连续作战近半年的蒙古军队，其攻势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衰竭的迹象。首先是在江陵城下，南宋方面的名将孟琪以夜袭的方式摧毁了对手围城的营垒和为了渡江而建造的舰队。随后这位机动防御大师又奔赴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战场，在全城上下一片“吾父来矣”的欢呼声中，蒙古军队不得不改变攻击防线，绕过黄州进攻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而在同一方向，等待着蒙古铁骑的是真州知州邱岳所布下的伏兵和强弩石炮。在攻坚失利的情况下，蒙古军队不得不全线后撤。虽然战争并非就此结束，但是南宋方面的战略危机期终于算是渡过去了。为此宋理宗赵昀下诏改元，用宋朝历史上最繁荣的两个时代——嘉祐(宋仁宗年号)、熙宁(宋神宗年号)组成的嘉熙来替换那不吉利的“端平”。

蒙古军队对于第一次宋蒙战争的结果基本上算是满意的，毕竟在同一时间内蒙古军队在朝鲜半岛依旧深陷于战争泥潭之中。这一点倒不是因为高丽的军队比南宋善战，而是因为高丽国王早就认清形势逃到了江华岛上，令当时还没有海上力量的蒙古大军只能望水兴叹。因此元太宗窝阔台决定在休整近一年之后，在秋高马肥之际继续向南宋方面施加军事压力。不过窝阔台显然忽视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南宋是一个政府机制完善的国家，一年时间足够南宋朝野调整军事部署，动员更多的力量投人抵抗。于是在安丰城下(今江苏省兴化市)，蒙古大军再一次领教南宋军队弓弩的厉害。而南宋方面新一代的将领也在战争中逐渐崛起，时任池州都统制的吕文德率军驰援自己的故乡安丰，最终令蒙古军队不得不撤围而去。

 

而在文官系统之中，南宋政府此刻也注人了一些新鲜血液。公元1238年已故淮东制置使贾涉的儿子贾似道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随即被提升为太常丞、军器监。不过他的这一升迁并非单纯是因为他老子的功劳薄，更重要的是此时他的姐姐已经成为了宋理宗赵昀所宠幸的贵妃。少年得志的贾似道是临安有名的花花公子，据说有一天晚上宋理宗赵昀登高望远，发现西湖之中有几艘灯火通明的画舫，便对左右说：“这一定是我的小舅子贾似道又在开游艇派对了!”第二天派人查询，果不其然。对于这种荒诞的行径，赵昀特意嘱咐临安市长史岩之对贾似道进行警告和规劝。史岩之是史弥远之侄、史嵩之的弟弟。作为南宋朝野裙带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他当然不会按照赵昀的吩咐去得罪这位“国舅爷”，于是反过来对宋理宗赵昀说：“贾似道虽有少年习气，但是其材可大用。”

而贾似道也没有辜负史岩之的帮衬，在1238年的1月，他向宋理宗赵昀提交了两份报告。首先他推测说蒙古方面应该会派出和谈代表，战争即将结束。此时窝阔台的特使王橄的确正在南下的途中，贾似道的本职工作是管理皇室的祭祀活动和军队装备，他能够掌握这一情况，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他有过人的政治嗅觉，要么他有一套自己的情报网络。而无论是哪一点，都基本上可以肯定贾似道在外交领域的确有些天赋。而第二份报告的分量则对南宋政府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提出惩治腐败的意见。宋理宗赵昀因此对贾似道的看法有所改观，但也不希望再在西湖上看到别人的豪华派对，于是把他外调到澧州(今湖南省澧县)去做父母官去了。

窝阔台的特使王機抵达临安之后开出了岁币、银绢各二十万的和平清单。但是此刻南宋军队正在襄阳一线准备全线反攻，而巨额的军费开支也令南宋政府的财政并不宽余。于是在参知政事李宗勉的反对之下，南宋政府委婉地拒绝了对方“施舍”的和平。于是双方在公元1238年展开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战略决战。蒙古方面的主攻方向在淮西，由成吉思汗时代的近卫军统帅察罕指挥号称八十万的重兵集团直扑庐州。但是在南宋方面的杜杲、吕文德等人顽强防守和果断反击之下，这一轮的秋季攻势再度以蒙古方面的全线失利而告终。而南宋方面随即展开的冬季反攻却大获全胜，在孟琪的指挥下，南宋军队一路将战线从野州(今湖北省武昌周围)推回到河南南部的蔡州，在中原战场基本上恢复到了战争开始前的态势。东部战线基本归于稳定之后，蒙宋双方都将注意力转移到西线。双方于公元1239年年底在四川东部的夔门、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一线又爆发了新一轮的攻防战，最终孟琪又一次化解了危机。而蒙宋双方也基本耗尽了各自的国库和战争热情，终于选择了坐下平心静气的和谈。不过作为窝阔台的特使，王橄第五次抵达临安却还没来得及与南宋外交部分达成一份和约，就病死他乡。

接替王橄的是来自乃蛮部的月里麻思，月里麻思率领了一支七十多人的使团南下。出发之前月里麻思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对自己的整个团队要求道：“遵照窝阔台大汗的命令，你们同我南下，南方人比较奸诈。如果我们一旦遭遇什么不测，不管是谁，都应宁死不屈，不能玷污我们蒙古大汗的名誉。”果然使团抵达淮北便被当地的南宋军队扣押。这起外交事件多少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毕竟此前蒙古和南宋之间一直都有使节往来，为什么南宋方面会偏偏在战局趋于平稳的时候拘押月里麻思呢?答案或许就在月里麻思出使前对部下的训话之中。他本人早已预见了自己的命运，这次南下他所肩负的使命可能远远超出和谈这么简单，因此月里麻思才能有如此悲观的预测。不过南宋政府毕竟还是遵守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古训。将月里麻思投入了长沙的飞虎寨监狱，足足囚禁了36年，直到他老死其中。不过此时的蒙古正处于窝阔台死后的政局动荡期，对于月里麻思被拘事件并未做出任何反应。

大约在嘉熙时期（1237-1239），南宋驻重庆的制置使彭大雅完成了对重庆城墙的修葺工作，重庆后来代替成都成为四川抵抗蒙古入侵的政治军事中心，南宋末的抗蒙战争，使重庆在巴蜀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走上了舞台。

重庆三面环大水，地势高峻，经过彭大雅的营建以后，成了蒙古铁骑难以攻克的堡垒，这样，有了整治后的重庆和泸州这两个要塞，四川已经初步具备了对抗蒙古军队入侵的能力。

蒙古嘉熙二年侵蜀撤军以后，紧接着在嘉熙三年（1239年）、四年，先后侵入四川腹地，屠成都，犯重庆、峡口，被南宋名将孟珙所击退，孟珙刚刚收复重镇襄樊与峡口的归州（今湖北秭归县），于是南宋当局任命在江陵和襄阳前线抵抗蒙军数有功的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坐镇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总领峡江上下游的军事，同时开始认真物色守备四川的人选。

余玠的堡垒防御策略

淳佑二年（1242年）四月，面对着蒙军在利州屯田的汪世显部再次攻破成都，理宗感到很不安，他在和官员赵希暨的谈话里说：“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日不议蜀事。”“重庆城坚，恐自可守？”，赵希暨回答道：“重庆在夔峡之上，敌欲长驱南下，虽城坚如铁，何救东南之危。”赵希暨还是把防卫的重点放在长江中下游。然而，自从端平三年（1236年）四川被蒙古军队残破以后，川西主要富庶州县的税收全部失去，这对南宋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得南宋的“国用日窘”，四川“民不聊生”，这是理宗寝食难安的关键所在。五月，理宗再次问计于梧州知府赵学时，理宗问他：“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可守否？”，赵学时认为可守重庆，上通利州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下应归州（今湖北秭归）与峡口，意义重大。官员刘晋之更进一步认为蒙古军侵蜀以后，所有坐镇四川的制置使连个屯驻的地方都没有，只有彭大雅守卫重庆，才占住了四川的根本，不然的话，四川早就完了，并建议在重庆筑堡坚守。上述官员的话坚定了理宗早就有了的守蜀决心。

淳佑二年（1242）六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余玠为四川宣谕、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因为军情紧急，允许余玠与所领导的官员就地措置，可先行后奏，不必事先请示中央。当余玠从峡口进入四川的时候，整个军事形势对南宋还不算太危急。在东部的两淮前线，蒙军正对守卫的赵葵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东部前线的最高决策官是杜杲，他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安丰击败蒙军。由于两淮地区复杂的河流地形，以及淮北的近乎无人烟，也就是无补接的局面，使得蒙古的攻势一直不能得逞。在中部前线，蒙古方面几次偷袭江陵，企图在中游渡江，然后从长江南岸的湖北境内进军湖南，其野心受到名将孟珙的遏制。孟珙时任四川宣抚使，负责联系川东和湖北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刚刚收复襄樊重镇，并在汉口附近击退蒙军的入侵。只有四川问题比较严重，蒙军汪世显部驻扎在川北重镇利州（今四川广元），不时出击骚扰川西各州县。虽然蒙方尚未在川西平原上建立起有效的地方政权，然而宋方也没法再象过去那样对川西实行征税和兵员补充，同时蒙方还把它的地方政权向川西、川南扩展。另一方面，宋军却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士气低落，最大的问题是，军民都不信任频繁更替的安抚使、制置使，因为这些地方大员不是派发苛捐杂税，便是在蒙军的进攻下逃窜。余玠甫一进川，就走访四川各界人士，听取他们对政策的意见。他的口号是集思广益，起用四川地方贤达。同时，他以革除弊政为己任，由于他手中掌握得有理宗给他的金腰牌，使得他能放手对四川的政治、军事进行改革。

从公元1241年到公元1246年，蒙古帝国始终处于汗位虚悬的状态。在等待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从西征俄罗斯前线归来的过程中，蒙宋战场上基本上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蒙古军队在东、西两线都发动了一些小规模的进攻。但是却始终无力给予对手致命的打击。而南宋方面则利用这一难得的战略调整期，按照宋理宗赵昀“正好乘暇作工夫”的指示，构筑了一条从长江上游的夔州、重庆经中游的襄阳、樊城一直延伸到上游的江淮一线的要塞群。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自然莫过于由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主导，由播州绥阳(今贵州省绥阳县)冉琎、冉璞兄弟所规划建设的合州防御体系。

余玠以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的身份抵达四川前线之时正是两川民不聊生，监司、戎将各专号令，局面日益恶化的时期。余玠赴任后，革除弊政，实行轻徭薄赋、整顿军纪、除暴奖贤、广纳贤良、聚小屯为大屯等一系列政策令几乎糜烂的四川局势出现重新振作的迹象。而他在自己帅府附近修建的招贤馆更吸引了遍游巴蜀名胜和关隘重镇的冉氏兄弟前来报效。不过冉氏兄弟虽然被余玠奉为上宾，但却一连几个月没有任何的建设性意见。余玠没有将他们扫地出门，而是派人暗中观察。结果发现两兄弟每天都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用白土在地上画出战区内山川城郭的形状，互相攻守，按照时下的说法就是“兵棋推演"。这样的情况又持续了这几天，冉氏兄弟私下向余玠建议：“为今保卫四川的办法，只有将防线向西北推移到合州一线。合州有嘉陵江和钓鱼山天险，只要任用得人，再加上足够的粮食储备，远胜十万大军。对于冉氏兄弟的建议，余玠显得异常兴奋甚至跳了起来。

事实上南宋朝野内持有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冉氏兄弟，在此之前，时任仓部郎官的赵希和宋理宗赵昀讨论四川局势时便提出：“当择威望素著之人当夔、峡要害，建一大困。”因为重庆城防即使再坚固，如果没有外线的要塞呼应和屏障，一旦被蒙军围困，蒙军主力再顺江而下，四川战区作为拱卫南宋长江上游的功能就会丧失。

但是余玠的幕僚们却不这么看，毕竟此时重庆以西南宋军队几乎没有一条连贯的防线。在余玠上任之前，作为南宋四川军区的负责人，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也曾锐意进取，一度收复了成都、汉州等地，并在旧城的基础上，重新修茸城池，加强守备。但结果仍被汪世显指挥的蒙古大军轻易的攻破，声称要以百万大军讨伐蒙古的陈隆之在“城破被执”之后也被蒙古军队杀死。战火一直烧到嘉定、泸州、叙州等地，史称“西州之祸”。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大家出于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自然反对余玠敌前筑城的做法。这些反对的意见最终引起了余玠的愤怒。他大声呵斥道：“筑城计划如果成功，那么整个四川战区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如果不成功，我一个人去守备好了，你们大家只要负责围观就好了。”

余玠起用播州（今贵州遵义）名士冉氏兄弟，采纳冉氏兄弟对防卫四川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地理环境，沿山筑堡垒，在堡垒里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府设在堡垒里，依山守水，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又无所得，当蒙军攻势缓和以后，则从堡垒里出动正规军与义军骚扰对方，敌人最终将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这些堡垒又相互联成一气，一遇战事，可以遥相呼应。

于是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青居，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今南充市）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多功城，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虎头，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在万州（今重庆万县市）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三峡入口，今重庆奉节县）。钓鱼，钓鱼城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县)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余玠的坚持之下，南宋军民在合州地区修筑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几十座军事据点，形成了棋布星分的整体防御体系。为此余玠还特意找人画了一幅《经理四蜀图》进献给宋理宗赵昀，表达自己愿意用十年的时间，收复整个四川地区，然后归老山林的意愿。

 

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100米至500米，山顶多平整，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400米，山上又有92口泉眼，冬夏不竭。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余玠在嘉定府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本来就是一个两江（岷江和大渡河）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余玠紧缩战线，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或称江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到，余玠的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不只如此，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人民就失去了南宋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定的堡垒和云顶堡垒对成都进行遥控，在平原上部队的军垦农场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加强联系地方政权的作用。

余玠任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簿朱文炳搞协调。他还对四川人民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和兴学，他惩治了为非作歹的官员，闻敌便跑的骄兵悍将也进行了撤换和镇压，在四川驻军里树立起了纪律和威信。余玠在治理四川的八年里，居然能做到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四川的大治，使“敌不敢近边，岁则大稔”。八年的治理，使四川恢复了富足，向中央输送了大量财赋，减轻了下游的财政负担和军事压力。“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

淳佑十年（1250）冬，余玠在四川形势转好的情况下，率诸将巡边，直捣汉中平原上的兴元，与蒙古军大战。十二年，蒙古汪德臣（汪世显之子）率军抢掠成都，转攻嘉定，余玠率嘉定守军又与蒙古军大战于嘉定，将其逐走。余玠在四川与蒙军三十六战，把敌人打得龟缩在几个据点里，而大遍的农村乡镇仍然在南宋的基层政权管理下。

正当余玠打算实现他用十年时间，把四川全部土地收复的计划，然后解甲归隐的美梦的时候，他在四川整顿部队的大刀阔斧的政策直接打击了云顶堡垒统领的利益，他们串通朝中川籍宰相谢方叔、老官僚徐清叟等在理宗面前进谗言，于是理宗下诏召余玠回临安，以平庸的临安府尹余晦代替。当余玠得知朝廷决定后，忧愤染病，一夕暴病而亡，四川老百姓听到他的死讯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余玠的防卫计划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却给后来蒙古在四川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事实上，蒙古虽然横扫了亚欧，后来也挺进江南，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用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打下四川的战绩，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余玠防御体系的贡献。余玠防御体系是华夏文明在抵抗蒙古旋风的侵略里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它和人类的其他优秀军事创造一样，完全可以写进史册而不逊色。

蒙古方面自元定宗贵由死后，继承汗位的蒙哥任用自己的弟弟忽必烈在金莲川开设幕府，总领中原的军务。忽必烈除了在自己的治理范围内广泛采用汉族士大夫推行儒学的行政模式外，更在军事上一改以往蒙古军队只重劫掠，不擅经营的弊端。在汴梁设立经略司，在河南中部的唐州、邓州一线效仿自己的对手实施屯田制，并同时在蒙宋边境一线修筑工事。面对忽必烈的变招，宋理宗赵昀显得格外敏感，他亲自拟订了两条对应措施：一是在两淮、沿江各建立一支机动性较高的战略预备队以策应各战区；二是在边境地区大挖沟渠，在方便百姓灌溉的同时，削弱蒙古骑兵的突击能力。但是谢方叔所领导的内阁班底却并不太积极，只是敷衍地回复说：“容讲行之。”

不过忽必烈在经营中原的同时，并没有急于南下。此时蒙宋正面战场之上双方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中，南宋军队依旧捷报连连。但一场空前的战略大迂回却已经悄然展开。对于灭宋的战略，忽必烈起初和自己父辈们的观点一致，认为由长江上游的四川人手，顺江而下是最佳选择。而对于南宋在合州、重庆一线修筑的要塞群，忽必烈认为强行攻坚必然伤亡巨大，不过堡垒毕竟是固定的，再绵长的马齐诺防线也会有尽头。于是忽必烈向蒙哥提出了“绕道西南，攻其腹背”的战略。在得到了蒙哥的批准之后，忽必烈于1252年屯兵于当年自己的祖父铁木真指挥灭亡西夏的六盘山中。而为了配合忽必烈的行动，蒙哥同时授意继承已故父亲汪世显势力范围的巩州、昌州地区民兵司令汪德臣出兵四川，牵制南宋四川军区司令余玠所部。

汪德臣和余玠也算是战场上的老朋友了。在余玠抓住蒙古军队在四川地区主力北撤修筑合州要塞的过程中，汪德臣便主动来找麻烦。他率领部队直扑余玠尚未修缮完成的运山城，准备一举拔除这颗还没扎稳的钉子。但是南宋军队的要塞修筑在“形如屏立，横亘半空”的运山之上，汪德臣虽然拼死猛攻，在战马被飞石砸死的情况下，依旧步行指挥，甚至连自己的汪直臣都搭进去了，最终还是铩羽而旧。公元1250年余玠调集全川精锐，号称十万大举北伐。双方在汉中地区再度交手，这一次蒙古方面调集了包括汪德臣在内的多路大军，屯兵于汉中城下的余玠只能知难而退。而这一次可以说是两人时隔两年之后的第三次对决。

余玠在四川一线多次击退了蒙古军队的骚扰。但是战线反复拉锯，却始终未能恢复到蒙宋战争前的水平。而蒙古方面，在蒙哥、忽必烈兄弟上台以来也改变了在四川战区的原有战略，在沿边一带筑城积谷，置军屯守，作为攻宋前沿基地。在进攻命令下达之时，汪德臣刚刚完成了对川北重要战略据点沔州的恢复。因此大军从沔州出击，轻松地杀到成都城下，第三次攻陷了这座巴蜀重镇。余玠虽然随后在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城下击退了汪德臣的进攻，并在左绵、云顶、隆庆、剑门等地不断地伏击对手，令汪德臣的回家之路走得格外艰难。但是成都失守的责难却依旧令余玠在南宋朝野被贴上了无能的标签。

而此时远在临安的谢方叔也在谋划着给予余玠致命一击。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四川前线的利戎军司令姚世安正在不断地向他输送着攻击余的炮弹。蒙宋战争爆发之前，南宋四川军区有四大主力一-分别是河戎、兴元、金州和利州。而随着战区面积的不断缩小，原先的沔戎、兴元、金州都已经成为了“沦陷区"。利州军便成为了四川军区野战部队的一枝独苗。作为四川地区的军政一把手，余玠对于这支百战之余的野战部队当然是倚重的，但是这支部队有着它自身的势力范围。其领导者更频频拥兵自重，丝毫不把余玠放在眼中。

早在姚世安之前，指挥利州军的都绕王便是一个抗敌无能、民有术的军阀，人送外号“王夜叉”。余玠前往他的防区视察，王器出由两百名老弱病残组成的仪仗队表示“欢迎”。余阶此时也只能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一直听说王都绕麾下兵强马壮，想不到疲若此，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王夔此时不免得意地说道：“不是我的部队不行，只是怕吓着您老人家!”于是一个呼哨，四周顿时鼓声如雷，伏兵四。余玠的随从都吓得面无人色，他本人倒是谈笑自着，让部下赏赐前来“迎接”的利州军将士。这倒令王變有些下不了台，只能私下里对部下表示：“原来士大夫中也有这样的人!”面对这样的军阀，余价毫不客气地以开会的名义诱捕、除斩了王變，让自己的亲信杨成接管了利州军，但是杨成终究在利州军内没有根基，很快余玠只能将他调走，去作文州刺史了。

姚世安是利州军内肆混多年的老兵油子，他的前任退休之前自说自话地便将利州军司令的位置传给了姚世安。这种私相授受的行为当然不能得到余玠的默许，他亲自派出三千骑兵前往利州军司令部所在的云顶山下，准备以武力护送自己所指定的都统金某上山接管指挥权。但姚世安可不是王夔那样的“大炮筒子”，他不仅能做出“闭关不纳”的抗命行为，更有着制衡余玠的本钱——他上面有人。谢方叔是威州(今四川省理县东北)人，他的亲属在战乱中全部沦为了难民，姚世安抓住这一点，对谢方叔家族颇为照顾。此刻他更利用这条人脉，向临安方面求援。谢方叔是监察御史出身，弹劾大臣的工作本来就驾轻就熟，于是很快在政府中枢掀起了一派攻击余玠的浪潮，成都失守、失尽军心、老师糜饷这些对余玠指控宋理宗赵昀都能宽容。他甚至亲自为余价辩护：“余[上任之初的局面大家都清楚，他经营八年，一再击退蒙古军队的人侵。四川内地也连年丰收，这些成绩还是要肯定的!”但是当谢方叔和他的党朋祭起“大权独揽、不知事君之礼”时，宋理宗赵昀终于坐不住了。毕竟有宋一代最忌讳的便是军人跋扈、拥兵自重。岳飞死在这个罪名上，孟琪可以说也是死在这个罪名上，余玠当然也无法幸免。宋理宗赵昀听取了徐清叟的意见“出其不意”地向余玠召回的指令。这种召回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余[奉诏返回，那么等待他的将是谢方叔所领导的文官系统的弹劾和炮制。而如果他拒绝，那么自然是抗旨不遵，大可以就地免职。不过余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激烈而又直接的方式—“一夕暴卒”来回应了所有的怀疑和指责。

余出生于江西蕲州，自幼家贫的他，虽然就读过沧浪书院和白鹿书院，但最终还是没有经济实力完成学业，只能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作一个幕僚。早年的流离和终年的征战令他几乎没有什么诗词流传于世。但从他仅存不多的作品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投兵从戎的书生风骨。《瑞鹤仙·怪新来瘦损》：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争忍。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就在余的生命结束之时，在六盘山养精蓄锐一年之久的蒙古大军在忽必烈的统率之下兵分三路开始了针对云南大理政权的全面进攻。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忽必烈的才能远不如自己的祖、父辈，南下的大军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除了西路军取道四川阿坝草原，一路较为顺利之外。由忽必烈亲自指挥的中路军沿着大渡河河谷前进，沿途山路崎岖，悬崖绝壁林立，马不能行，军队不得不“舍骑徒步”，忽必烈也经常是被汉将郑鼎背着前进。汉将董文炳率一部为中路军殿后，到达吐蕃境内时，所率46骑中“只两人能从”。而东路军则几乎是沿着南宋四川军区的边境侧敌行进，如果不是余玠的继任者前鄂州知府余晦无能，这支军队能否抵达大渡河或许都要打个问号。即便如此，在波斯史家拉施特口中，忽必烈南征大理之役“由于路途漫长、行军艰难，气候恶劣，他们(蒙古军队)每天都要打两次仗，以解救自己"。拉施特所谓的打两次仗，相信指的是与沿途的恶劣的气候和地形做斗争。因为在抵达大理边境之前，各地的土司军队对蒙古大军大多采取恭迎的态度。

而就在蒙古三路大军艰难跋涉远征大理城下的同时，为了消除侧翼南宋四川军区的威胁。蒙哥再度授意汪德臣进一步将战线从湾州推进到利州一线。曾经突袭过余玠运山城的汪德臣深知散前筑城的痛苦，他一边请求蒙古政府任命他的哥哥汪忠臣代理自己原先的岗位，一边派出自四川军区正处于余珍病故的真空期，虽然南宋军队也展开了一些反击，己的弟弟汪良臣领兵驻守于利州嘉陵江南策应自己的行动。而此时南宋但最终仍无法阻止汪德臣在利州城东的宝峰山上将要塞直接修在了南宋的沦陷更激烈，公元1254年农历正月他亲自指示谢方叔：“北兵攻利州，军队的家门口。对于这件事情，宋理宗赵昀的反应远比邻国大理首都筑城已就，不可坐视。”而谢方叔倒是比较淡定，轻描淡写地回复说：“当令余晦御之。”

事实上，公元1254年的春天正是汪德臣在利州最为艰难的时期，要塞虽然修缮完工。但是由于四川天气干旱，嘉陵江水位下降，依赖水运的蒙古军队的后勤补给几乎全部中断。部队士气低落，将帅们更纷纷建议汪德臣弃城北撤。如果此时南宋四川军区的新任领导余晦可以主动出击的话，那么蒙古军队在利州一线将很难继续坚持下去，但余晦却似乎丝毫没有理会南宋中央的焦急心态。非但没有采取攻势，反倒令将自己战马杀掉、分饷士兵的汪德臣奇袭嘉川得手，缴获了两千石的军粮，解了燃眉之急。随后汪德臣更进一步东进，连续攻占了阴平、彰明。此时作为野战军的利州军才从云顶山派出由吕达率领五千人马前去拦截，结果不仅被汪德臣军队击溃，更白白贡献了五千石的军粮。原本只是打算出城打打草谷的汪德臣此刻显然已经走出了此前屡败于余玠的阴影，更进一步地坚定了“以战养战”的决心。

在野战失利的情况下，南宋四川军区负责人余晦决定遵循前任余玠的策略，在前沿依托地理修筑防御据点。因此派部下统制甘润领兵数万在盐亭紫金山筑城，但是敌前筑城这一招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用的。汪德臣抓住对方缺乏经验、防备不严的空隙。1254年5月率领精锐部队发动夜袭。不仅彻底击溃了这支规模不小的工兵部队，还将几近完工的要塞也收入囊中。在毫不费力的连续获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汪德臣自然不忘发动政治攻势，不仅南宋方面被俘的营级军官崔忠等人得到了优待，连普通士兵和平民愿意回家者皆发给路费。事实证明这一轮政治攻势的有效，驻守剑阁苦竹隘的南永忠等川北一线孤立据点的将领纷纷投障，剑阁苦竹隘是余玠所修筑的全川防御体系之中担负枢纽地位的"巴勤八柱”之一。它的失守不仅令蒙古大军没有了侧后的牵制，更令其周边的利州、阆州等地的其他城寨失去了支撑。

钓鱼城保卫战由于余玠堡垒防卫策略的得当，蒙古军队没有能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四川西部，去征服在云南的大理国，目的除了扩大帝国的版图以外，还想在占领大理国后，从云南东南部侵犯南宋交、广地区。宝佑元年（1251）九月，蒙古王弟忽必烈兵分三道亲征云南，十月，蒙军渡大渡河，行军两千里，乘皮筏强渡金沙江，十二月会师于大理城下，云南平。

从宝佑元年开始，蒙古在所占领的利州和阆州筑城屯田，至二年时完成。这是蒙方在几次对四川的穿插行动以后，把重点改在稳扎稳打的方针上，屯田行动使蒙军就地有了军粮，准备和宋军在四川打攻坚战。可是理宗所欣赏的余晦却在四川屡战屡败。败绩频传，使理宗忧虑，于是他再次更换四川的方面大员，宝佑三年，他改用蒲择之任四川宣抚兼制置使，驻节重庆。

宝佑六年（1258）八月，蒙古分兵四道伐宋。在淮东前线，蒙军李璮部进攻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县）；在长江中游，蒙军忽必烈、张柔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蒙古主蒙哥则自帅主力分四路进攻四川；同时，蒙哥命在云南的兀良合台军从交、广进军湖南，从鄂州的后方，配合忽必烈消灭华中面南宋的主要军事力量。

蒙古主蒙哥亲率四万大军征四川，说明了他把四川看作南宋的主要战略基地。他从六盘山进军，顺秦陇小道蒙古占领区前行，两个月以后，抵达剑州（今川北剑阁县），这时，为他扫清道路，事先已在四川的前锋一直在堡垒阵里冲撞。宝佑六年（1258年）二月，制置使蒲择之派安抚刘整占据遂宁涪江上的箭滩渡，以便遏制蒙古前锋纽璘军东侵成都，刘整军在与纽璘军大战一整日以后被击溃，蒙军乃乘胜西击云顶山，守将降蒙古，蒲择之丢掉了成都、汉州、绵州等数州县后，退守重庆。

宝佑六年（1258年）九月，纽璘军在侵占成都等地后，以战舰二百艘，顺岷江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沿途击溃蒲择之派来阻击的宋军，直抵泸州防区。渡马湖江，擒宋将张实，使其招降驻守在苦竹隘堡垒的守军，张实进入苦竹隘以后，与守将杨立坚守。十月，蒙哥亲率大军渡嘉陵江，架浮桥渡白水江，临于苦竹隘，于是蒙古大军全力攻打苦竹隘堡垒。同月，苦竹隘堡垒被攻陷，张实和杨立捐躯。随后的一个月里，蒙古大军连拔鹅顶、青居、大获等重要堡垒，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随即被蒙哥命令和汪德臣一起去打川西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简州(今四川简阳)、隆州(今四川仁寿)等一系列堡寨。

现在，东部前沿堡垒只乘下合州的钓鱼堡了，蒙哥又使了轻取前面几个堡垒的老法子，派员去合州妄图说降守将王坚，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项的特使杀了，气坏了蒙哥，他命令降将杨大渊带队进攻合州，在合州城下，俘虏了八万名逃难到川东的男女。

王坚原是孟珙的部将，他曾受命在收复襄樊的战斗中立过功，其后，被调入四川，淳佑十二年，以功转升兴元府防御使，宝佑二年，蒙古军围合州，为王坚所败。在合州城将不保的情况下，他和副将张珏率军民退入附近的钓鱼堡里继续抗战。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哥率蒙军主力四万，强渡合州东北嘉陵江鸡爪滩，进抵合州西南十五里的石子山，遣兵将合州团团围住，准备在这里向南宋四川第一要塞合州发动最后攻势。

这时候，南宋朝廷在四川战事恶化的局势下，撤了蒲择之的职，临安当局在经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让能力较强的吕文德代理四川宣抚使兼制置副使，率战舰千艘，溯江西上救四川守军。五月，吕文德舰队突破蒙将纽璘的封锁，攻破蒙军设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市)的浮梁，进入被围困的重庆城，宣慰四川坚守军民。六月，吕文德率舰队沿嘉陵江北上，援救重庆西北一百里的合州。进军之初，蒙军节节败退，蒙哥命史天泽率军抵挡，史利用蒙军占据上游的有利地势，顺流攻击吕文德军，外加沿江两岸的弓弩和排炮轰击，吕军不支，在损失战舰一百多艘以后，被迫退守重庆。

合州城自从二月以来，被蒙古大军围困了四个月的时间，蒙哥认为差不多是该拿下的时候了，下令在荆鄂前线的忽必烈、张柔部以及已经深入到湖南的兀良合台军对宋军发起全线攻击。蒙古前锋汪德臣夜袭钓鱼堡外城，王坚率军来战，汪的计策不能得逞。拂晓，汪单骑冒进，对城堡上的王坚劝降，大吼道：“王坚，我来活你，全城的军民快快投降吧”！，可是迎接侵略者的却是飞石如雨，汪中石块后退走，正好天大雨，登城的云梯又折断，只好停止了攻势。

七月，久攻钓鱼山宋军堡垒的蒙哥大汗在钓鱼山染疾后撤退，行未远，病死于巴州温汤峡。稍前，蒙古主将之一的汪德臣也因伤重死亡。在五个月的钓鱼城攻防战里，双方参战军人平民百姓大批伤亡。蒙军方面，在钓鱼城战役使蒙古久征沙场的大汗死亡，同时丧失了一个在四川与宋军长期作对的将领。其他尚有数名将领阵亡，同时，在后期钓鱼之战里，蒙军官兵因染痢疾死亡惨重，不得不终止是役；南宋方面，未见文献记载有名姓的将领死亡，但据《元史》，宋兵战死甚众。

钓鱼城战役是蒙古侵略者除西夏首都兴庆府的围城战役以外，所遇到的另一次最猛烈的抵抗，和兴庆府战役不同之处在，蒙古方面在战斗里，在丧失了统军大汗以后，以失败告终。钓鱼城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十三世纪时期蒙古军事扩张过程里，少有的成功阻止蒙古攻势的例子，并深远地改写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史。

蒙哥汗死后，蒙古大军在史天泽等大臣的率领下北撤，合州围解。合州围解后，吕文德回师救被忽必烈军包围的鄂州城（今湖北武昌）。此前，忽必烈军已经渡江包围了鄂州，形势十分危急，吕文德利用夜战和上游优势，突破元军封锁，进入鄂州城与原来坚守的高达部合军，后来，贾似道又奉命率军来援，鄂州的城防更加稳固。九月，蒙哥死讯传到鄂州前线，忽必烈只好撤走大军，赶回燕京处理蒙古王位的继承问题。十二月（1260年1月），鄂州围解。

王坚对合州钓鱼堡的坚守，使南宋对蒙古的抗击又坚持了十七年，要是没有王坚的胜利，特别使蒙哥丧生在合州，忽必烈将会打下鄂州，再利用蒙哥在上游制造的舳舻，顺流东下，不到一两年时间就会象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

后期的抵抗:两路蒙古大军于1260年北撤以后，忽必烈回到燕京附近，在那里继承了蒙古政权，至度宗咸淳七年（1271）改国号为元，正式成为元帝国的皇帝。忽必烈掌握政权以后，蒙古在中国的统治集团内乱减少，使得蒙古对南宋的侵略更加有效率，因此也就加速了对南宋军事胜利的进程。与此同时，在贾似道军援鄂州围的前夕，贾似道已经开始掌握了南宋中枢的大权，鄂州围解以贾似道和蒙古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使得他攫取了更多的权力。鄂州围解以后，整个南宋政权实际上操纵在贾似道一个人的手里。贾似道一手遮天，通过制造虚假的胜利战报，蒙蔽南宋朝廷。贾似道妒忌抵抗有功的，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不是把他们陷害系狱而死，先后害死曹世雄、向士壁等将领，就是贬斥他们，不让他们掌握重兵，或不让他们领导最关键的战役，如对优秀的将领孟珙、赵葵、高达的排斥。贾似道祸国殃民的作为，严重地削弱了南宋抵抗蒙古侵略的防卫能力，加速了南宋的败亡。

这时候的四川战场的形势，呈现出胶着状态。南宋后期的四川防线是由嘉定--泸州--重庆--夔州的岷江--长江水道连成的一条弧线，这条弧线与另一条大巴山--嘉陵江水道连成的南北弧线在重庆交会，保护着长江水路。在这两条弧线所包抄的广阔地区，是川中的潼川路（原州治在今四川三台县，1207年后迁泸州）和川西的成都路，其中有四川最富饶的川西平原，但无险可守，虽然蒙古重兵在1260年的进攻里，由于宋军将领的投降，占领了大获、青居等堡塞，即南宋防卫线的北支的北端，而且蒙古在成都驻扎重兵，但大片农村地区已经荒芜，这条地带成为双方交兵，从而频繁易手的地区。

1261年，南宋泸州守将刘整举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蒙古。泸州是四川宋军防线的重要要塞，南宋四川安抚使俞兴出兵争夺，被刘整击退，十月，吕文德和俞兴收复泸州外围，筑城长江北岸，与蒙军对峙（后收复泸州）。

景定三年（1262），蒙古汪良臣部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在钓鱼堡附近筑武胜堡以阻断宋军北上支援达州（今四川达州市）、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路线。

景定四年（1263），蒙军进攻嘉定不克。

度宗咸淳元年（1265）二月，蒙古元帅约哈苏侵犯钓鱼堡，在嘉陵江上击败宋军，焚战舰一百四十六只，但蒙古仍无法攻占钓鱼堡。

同年四月，宋将咎万寿复云顶山堡，在金堂峡败蒙军。

同年九月，新任四川制置使夏贵率军攻潼川（今四川三台），在蓬溪(今四川蓬溪)奋战整天。双方战平。度宗咸淳二年（1266）十月，蒙古汪惟正部陷开州（今重庆开县），明年七月，开州被都统咎万寿收复。

咸淳二年十二月，蒙古刘元礼修复在战乱中荒废已久的眉州城（今四川眉山县），以遏阻南宋军自嘉定进攻成都。

咸淳八年（1272）十二月，成都安抚使咎万寿大败元军于成都，焚毁元人所筑的成都外城。明年春，咎万寿军败元军于碉门。五月，咎万寿部兵分两路进讨元占领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和眉州。同时咎万寿军收复了兴元府。

咸淳九年（1273）六月，元军筑堡马鬃山，合州守将张珏击走元军。张珏是南宋最后阶段守卫四川的优秀将领，他原来是王坚的副手，和王坚一起竭力守卫钓鱼堡，王坚调出四川以后，他负责保卫合州。自从合州保卫战以后，民生凋敝，张珏以兵护卫老百姓耕种，同时教育百姓垦荒屯粟，使得公私皆足。刘整叛变以后，向蒙古献计从所占领的青居堡向南筑马鬃山堡和旁边的虎头山，目的在扼合州嘉陵江上游的三江口，以攻取合州，这是刘整献计攻取襄阳的办法。张珏遣奇兵绕在马鬃山的后面偷袭元军，焚烧元军的船只和建筑器材，使元军无法建马鬃堡。张珏善用兵出奇制胜，在合州的治理期间，“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故人人用命。”咸淳九年八月，镇守达州（今四川达县）的守将赵章率所部收复洋州(今陕西洋县，在汉中东）、吴胜堡两地，这是南宋在最后存在阶段在四川的最北方军事胜利，连同上述咎万寿、张珏在川西和川东取得的胜利，说明了南宋四川军民已经适应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的作战方式，如果南宋不是灭亡得很快，四川军民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绩。

但是,已经改称为元的蒙古帝国在两淮和四川地区连续发动进攻以牵制南宋兵力的同时，对襄阳和樊城的围困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了。在过去的五年之中，元帝国的前线指挥官们不断完善着对这两座要塞的封锁。而由吕文焕指挥的城内守军虽然粮食储备还有富余，但食盐、燃料以及布帛却已经严重不足。而此时连樊城守将张汉英派出潜伏于水草中随波逐流的“游泳健将”也被巡逻的元帝国士兵擒获，两座要塞的陷落似乎已经不可逆转了。川外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于咸淳十年十月渡江占黄州，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南宋中央与四川的联系中断，元军开始对四川军民取得的胜利进行反攻。

德佑元年（1275），咎万寿在兵败后投降了元军。这时候的中国南部在元军的进攻下，变得支离破碎，元军既碰着大批开城投降的南宋官吏和将领，也碰到坚守不屈的南宋军民.

德佑二年（1276）二月，伯颜军临临安，南宋太皇太后奉玉玺向伯颜投降，同时谕令包括四川抵抗州县在内的军民也向元军缴械，臣服于元朝。

然而，由于交通的困难，南宋四川军民并不知道南宋朝廷已经投降了元军，也不知道文天祥、李庭芝、张世杰又拥立起南宋宗室二王继续在福建、江西、广东等残剩州县里进行悲壮英勇的抗元斗争。他们在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后，也在继续与重兵压境的元军作战。

元至元十三年（1277）十二月，元东西川守将合兵万人，占领重庆，守卫合州的南宋四川制置史张珏出兵大败元军，收复重庆、泸州、涪州，并“派兵四出，所向俱捷”。张珏还派人去寻找二王，而二王在福建和广东，号令达不到四川，四川军民却还在为南宋保卫故土。

至元十五年（1278），元军采用宣传宋帝对元投降书的政治攻心战以后，泸州、涪州的一部份官员、守将投降，使得这两处坚守的军民无法再坚持下去，继而相继失守。正月，元四川主帅汪良臣督兵入重庆，在与张珏的鏊战里身中四箭，守将赵安以城降，张珏率兵巷战不支，乃饮鸩自杀不死，顺流走涪州，被元军俘虏，后自杀。

德佑元年（1275），张珏迁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张调任后，王立任合州安抚使，继续与军民坚守钓鱼城。在艰难的形势下，王立出兵收复了青居堡、遂宁全境。张珏被俘后，王立继续领导钓鱼城军民抗战，至元十六年（1279）一月，在大军重重包围下，为了保全避难在钓鱼城里数万军民的生命，通过他的义妹，实际是元西川行院枢密副使、王相、太子侍读李德辉的姨妹（一说胞妹）向李谈判投降，条件是让合州人民不被屠戮。李在请示过元世祖忽必烈后获准满足了王立的条件，于是合州以及钓鱼城的军民才得以保全。

从1254年到1279年，钓鱼城在前后25年的时间里，击退蒙古军队上百次进攻，使蒙古军队死伤超过万人，使蒙古大汗和重要将领身亡在四百米的峭壁下，最终还是不能用军事手段征服她，这不能不说是反抗蒙古军事扩张历史里的一个奇迹。

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在不断派出侦察部队追捕海上转移的南宋流亡政府的情况之下，张弘范终于在压山(今广东新会海中)将张世杰所统率的庞大船队包围。我们不知道这对堂兄弟之间私下的感情如何，但是张弘范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劝降使者却是不争的事实，文天祥那首脍炙人口的《零丁洋诗》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言而是在张弘范要求其参与政治攻势时流传于世的。而张世杰以及被围的南宋军民的态度也和文天祥同样坚决。或许在压山剑拔弩张的两军阵前，张世杰和文天祥终于原谅了彼此，毕竟他们都将走向同一个终点。

张世杰不擅长海战这一点在当年的焦山战役中已经显露无余了。在山他再一次采用了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战略——将舰队组成一个巨大的方阵，以海上浮动堡垒的模式应对张弘范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不过这一次张世杰至少吸收了焦山战役的经验，事先已在舰船的甲板之上厚涂湿泥，并在船体前方绑上前出的巨木，张弘范效仿阿术采用的火攻战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被包围的南宋流亡政府虽然作战顽强、但是在被对手扼守了取水道路的情况下，淡水补给很快出现了问题。在喝着足以令人呕吐和腹泻的海水，吃着干粮的情况之下、腹背受敌的张世杰虽然努力奋战但最终无法改变全线崩溃的命运。站在桅杆和甲板上都插满了箭矢宛如刺猬的旗舰之上，看着自己舰队的樯旗一面面倒下，张世杰怀着最后的希望拼死突围。

而面对着前来接应的小船，担心被人出卖的陆秀夫先是让自己的妻子、儿女跳海，自己则背上宋怀宗赵昺，以“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辱，陛下不可再辱!”的名义跳人汹涌的海水之中。此后作为母亲的杨太妃也哭着道：“我迢迢千里而来，也为了赵家的骨肉，今天连他都死了，我还应该活着吗?!”也跟着儿子跳海自杀。最终厘山的海面上除了燃烧和倾覆的战舰之外，还漂浮着十几万具南宋军民的尸体。在包围对手之后，张弘范曾经向依旧忠于南宋流亡政府的普通民众发出过：“你们的陈丞相跑了，文丞相也成了俘虏，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此刻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回答。而侥幸突围而出的张世杰最终也发起了前往占城或者返回广东东山再起的念头，面对着狂风巨浪，他在表达了自己为了南宋帝国已经尽力的无奈之后，也跳入了吞噬了无数生命的大海。南宋的抵抗运动最后失败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有些人或许认为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的行为有些过激，甚至可以说是残忍。但是我们终究不应该苛责那些曾经有过锦绣前程最终却选择了与自己的国家一同逝去的生灵。在曾经留下过“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山石壁之上，后人也刻下了“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的字样。虽然“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的论述对从未正式效忠过南宋政府的张弘范有失公允，但是“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却足以道出了人心的所向。而今天在中国广东省深圳经济特区的蛇口赤湾港一侧的青山之上，天后庙旁当年由当地僧侣和民众为漂浮到此的宋怀宗赵修建的宋少帝陵依旧香烟袅袅，俯视着眼前的海湾内无数巨轮的停泊和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