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的海外安保问题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安保保镖公司出击化解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亿人次，中国在境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3万多家，在海外劳务人员约100万人，留学生约137万人。
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累计投资达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和境外中国公民的数量继续大幅增长。一个颇具规模的“海外中国”正在逐渐形成。海外华人华侨总数已经超过6000万人。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新旧格局转换和新旧秩序更替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战争此起彼伏，天下并不太平。
另一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大多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初始阶段，面临政治变革、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有些国家处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区，长期遭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困扰和威胁。政治冲突、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宗教、民族矛盾以及地区冲突相互交织。
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及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导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各种冲击和挑战愈加频繁。
当前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和“一带一路”所涉区域安全形势的特殊性，使得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的海外安保问题面临严峻挑战。
2015年11月，马里首都巴马科发生恐怖袭击，中国铁建国际集团西非公司正、副总经理等3人遇袭身亡。
2016年7月，土耳其突发政变，全国暴力活动蔓延，近600名滞留在土的中国人面临严重安全威胁。
同月，南苏丹爆发内战，当地8家中资企业的逾千名中国人陷入险境。
2017年5月，2名中国人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遭绑架遇害。
2018年4月11日，吉尔吉斯一家中吉合资企业遭打砸抢烧。
总体上看，中国企业、中国公民在海外面临的安全威胁呈现“量率齐升、同步爆发、点多面广”的新特点。
换句话说，中国在境外的市场化投资行为，面临着“高风险、低安保、损失重、救济弱”的困境。
全面检视并认真分析当前中国企业和公民海外安保保镖工作的诸种实践，可以发现，此项工作在结构上、路径上存在两重弊病。
其一，我国海外安全产品的供给结构单一，主要提供主体是国家和政府，民间力量的参与十分有限，因而导致海外安全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失衡；
其二，海外安全供给的贯彻路径是“自上而下”的，缺乏“自下而上”的呼应机制，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并未充分统筹和调配到位，海外安全网络编织不够细密。
为更好地支持和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我们需要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广维度的海外安全产品供给结构，需要在供给路径方面实现“上下贯通”，需要多方主体积极参与并编织严密的海外安全防护网络。
为此，我们应大力推动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推动机制创新。我国海外企业和华人华侨已经形成“超大规模”，构建中国海外安保体系所需调动的力量和资源异常庞大，建议尽早建立一个强有力、超部门、军民融合、统筹协调的“海外安保协调指挥中心”，实现决策一体化、效能最大化、行动最优化。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依法确权维权。建议尽快健全中国企业与公民海外安全的司法保障体系，将“有法可依”贯穿于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海外安全利益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三是重视能力建设，扩大国际合作。建议继续加强领事保护、军事救援、国际合作、情报保障四大能力建设，提高海外利益安保系统相互协调、配合行动的质量与水平。
四是善用海外侨领，推广联防机制。近年来，我国部分驻外使领馆借助海外社会力量，建立领保联络员及安全联防机制，拓展领保服务网络，效果良好。各驻外机构应在不违背相关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深入研究借鉴这一机制，以便更好地利用侨领侨团搜集情报信息，拓宽预警渠道，建立更加可靠的境外安保联络机制。
五是重视政策支持，帮扶安保公司保镖公司企业。建议明确企业海外项目安保保镖的刚性投入比例，鼓励我国境外企业优先雇佣在当地落户的国内安保企业；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对有实力、有业绩、有项目、有信誉的境外安保企业提供信贷融资支持，同时加强海外安保保镖市场的规范及管理，制定统一标准，加强资质考核，规范报备手续；通过整合资源，形成分门别类、各具优势、相得益彰的海外安保公司保镖公司产业链，为我国海外企业和公民提供全方位、综合性、专业化的安保服务。
六是借助商业保险，分散海外风险。建议由国内相关机构牵头，推动商业保险公司制定有针对性的海外安全保险品种，为海外企业和公民提供“安全防护险”，同时鼓励中国海外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加入跨国保险网络，通过商业工具规避海外安全风险。
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的海外安保问题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安保保镖公司出击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