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企业家都喜欢在本地找中国保镖 杭州保镖公司

www.vipbodyguard.net威龙国际保镖公司·特种保镖培训基地·中国私人保镖公司

而在浙江温州，由于强烈的乡土观念，许多温州企业家都喜欢在本地找保镖。而温州平阳、苍南一带，由于历史上曾有长达200多年的倭寇入侵，男子习武早成传统，光在南宋就出过10多名武状元。因此，温州富豪们在平阳、苍南一带民间习武者中招收保镖的不在少数。

为了让保镖尽职尽责，保镖的待遇颇为丰厚。温州乐清一家知名电器公司的董事长常年雇用数位保镖，以保护家人和自身安全。该董事长给保镖的待遇之高在圈内已小有名气，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这位老板最器重的两三位保镖的年收入和福利待遇，很可能超过该企业的分公司总经理。

而浙江萧山一位著名富豪的做法则更为夸张，他送保镖的礼物是奔驰600或宝马760。

因为对保镖的强烈需求，保镖形成产业并催生“保镖”经济，已成为保安业界的共识。这其实也是一种世界经济现象。早在2000年，美国保安服务业的经营收入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

除了聘请保镖等形式之外，购买人身保险已成为富豪们保障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只不过，在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本土富豪，似乎更青睐来自港澳等地的境外地下保单。

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年流入到香港的地下保费至少有100亿港元。由于地下保单价格昂贵，所以多为富豪所消费。如果每份保单平均价值50万港币的话，那至少有两万名大陆富人购买了这种保单。

除了聘请保镖和购买寿险之外，有些富豪还用其他办法保障自身的安全，主要表现在其生活方式的转型。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过多的防护不能从根本上防止绑架，还可能引起绑架实施者的注意。为数不少的有钱人选择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不愿意露自己的家底。攀枝花市一家富豪，为了自己的女儿，过了十几年简朴的生活，直到女孩考大学。”

“财富容易引起注意，我不愿露家底，那样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情愿和大家生活在一起，也更有安全感。”一位经营眼镜贸易的昆山商人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胡润百富榜”评选中，多家民营企业巨头拒绝参与调查。将子女送到外地或国外读书、将个人财产转移到境外或国外，尽管考虑的是多方面的因素，但在部分富豪眼里，这也是保障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

老徐今年51岁，老家在浙北湖州，常年在绍兴的中国轻纺城经商，这位常常淹没在人群里、毫不起眼的中年商人，在绍兴、湖州和安徽都有中型纺织工厂，他对自身安全并不太在意。但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

30开外才有孩子的他，对儿子十分疼爱。在孩子14岁时，就把他送到了英国。老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我湖州老家，送小孩子到国外读书并不多见，但在绍兴似乎很时髦，除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之外，最重要的考虑就是安全。我在那边雇了个保姆兼保镖，孩子一年读书的各项花费，接近80万。”

尽管开销比中国大许多，但老徐还是认为很值。他解释道，“像我这样做生意顾不上家里的人，小孩子留在身边，最大的担心就是安全问题，万一被绑架之类的，损失几百万的钱还是小事，小孩子要是有个意外，哪怕身体没有受到伤害，在他心里留下阴影和创伤，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老徐说，孩子到外面读书之后，自己还通过购置房产等渠道，向英国转移了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财产。“万一遇到个三长两短，哪怕是国内的资产全部亏进去了，在英国儿子名头上数百万英镑的资产，总还是靠得住的。”

另外，投身慈善事业已成为众多富豪的共识，这在长三角地区尤为明显。在2005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上，有半数以上的富豪和企业来自长三角，其中以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为最。

民营正泰集团老总南存辉，这位中餐晚餐都喜欢吃五块钱盒饭，没事回家唱唱卡拉OK，自称每年开销不超过20万的巨型民营企业董事长，把钱花在慈善事业上毫不心疼，每年的捐赠总额超过6800万元。

按照温州商人许明的理解，“我们只听说过哪个四处招摇的暴发户被杀，可是，谁听说过一个真心诚意的慈善家被抢劫呢？盗亦有道，去抢劫一个大善人的道德压力和社会压力，无疑比抢劫一个暴发户大许多。”

但隐姓埋名天天坐大巴、把孩子送到外国躲起来、做做善事以免灾等办法，无疑是被动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专家认为，和谐社会应该为一切人包括富人的正当生存和发展，为财富的合法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

“通过各种媒介，将防范方法告诉公众显得十分重要。”王大伟教授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容易被绑架的人群，包括名人、富人及弱者。实施绑架的时间段，往往是在春节等节假日，具体时间段则多选择在晚上。而绑架地点多为夜总会、游乐场所、大型超市等。面对绑架，自救自护显得十分重要，一旦被绑架，就要斗智斗勇，多记、少说话，不要看绑架者的脸。这样表示你不会熟悉他们，以减少被撕票的机会。要善于打电话，想到打给谁，想办法传递信息等等。

张昌荣教授则提醒注意：首先，在交往对象上，注意保护隐私，特别是面对初次相识的人，要对生活规律、家庭电话保密。其次，加强对重点人群的防范，包括投资商、归国华侨，以及特殊行业者如“三陪小姐”和出租车司机。第三，发生绑架后，不要犹豫，要马上报案，越早对解救人质越有帮助。和警方配合，提供一切信息，但是要注意保护案情，不能轻易将已报案告诉邻居和朋友。第四，增强反绑架意识，在生活工作中，远离一些人群，如吸毒者、无正当职业者等陌生人群。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应该加重刑罚，对绑架分子进行严厉惩处。

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对富豪和民营经济很有研究的马津龙教授除了强调中国富人应该合法致富、依法纳税之外，还特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富豪安全问题是许多问题的综合，当前需要采取多种办法，削减仇富的社会心理。”

马津龙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劫富济贫一直是作为正义的东西来宣传的，各种民间小说、故事等等，大都宣扬有钱就恶，贫穷就善。这是旧社会、旧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的反映。但这种社会观念，无形中给那些针对富豪的犯罪分子们，找到了精神和心理上的“合法性”。

如今，我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包括一切公民，也就包括富人。所以，在新中国、在新时代，济贫是全社会的责任，而劫富是不允许的。消除仇富、有钱是恶等社会心理因素，严格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才能让一切追求富裕的人们过上太平富裕的日子。

马津龙认为，加速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必由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