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镖公司 湖南芷江日军受降名城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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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有幸来到湖南芷江，参观了芷江受降纪念馆。芷江受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标志日本侵华战争结束的仪式，时间为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因受降地点位于湖南省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史称“芷江受降”。选在芷江这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受降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大型军用机场。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 在此地与中国陆军领导人洽降，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标志日本侵华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

选在芷江这个并不出名的地方受降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大型军用机场。

芷江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东方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受降坊在芷江城外七里的七里桥，桥是石拱桥，跨度不到100米，桥边一座石碑，上刻“日军投降之地”。

七里桥对面，隔着湘黔公路（今320国道），是世界上惟一一座二战胜利纪念标志建筑——被称为“中国凯旋门”的“芷江受降纪念坊”。

1946年，在受降地点芷江七里桥建有芷江受降纪念坊。

纪念坊以白石砌成，四柱三门，造型像一个“血”字，坊上有这样的碑文:“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如今，受降坊的正式名称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

芷江受降经过——

芷江是通往中国西南的“黔楚咽喉”，抗战时期为中国陆军、空军基地，是远东盟军的第二大机场。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名义，电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本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在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同时，蒋介石给何应钦规定受降权限：秉承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对中国战区内之敌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密切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军投降后之处置；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接受伪军投诚编遣事宜；负责处理南京伪组织政府，恢复南京及其附近之秩序等。很显然，国民党政府的这些规定，剥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正当接受日伪投降的权利，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拒绝。根据蒋介石的电谕，国民政府派马俊超、钱大钧、熊斌、张廷谔等一批人员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近20个市负责临时事务。

8月17日，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派侵华日本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于18日乘飞机至杭州候命飞玉山。由于玉山机场跑道被雨水损坏，当日，蒋介石电告冈村宁次，洽降地改为湖南芷江，并通知洽降使节于21日到达芷江，需随带中国大陆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地区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等表册，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8月20日，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随员及其他人员，由重庆飞抵芷江。同日，从昆明和全国各地到达芷江的各方面军的司令官有：第一方面军卢汉、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及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郑洞国、张雪中等。

8月20日晚，何应钦在芷江召开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是陆军前进总部，陆军总部奉命办理全国受降事宜。具体内容是：

一、 准备接待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代表；

二、 规定中国各战区军事长官受降接管有关事项，迅速将部队运往各沦陷区；

三、 成立南京前进总指挥所；

四、 迅速空运部队至上海南京，接受日军占领区；

五、 二十一日举行投降仪式，考虑军衔对等原则，派萧毅肃参谋长主持，陈应壮少将改佩少校军衔负责接待日本降使。”

8月21日，冈村宁次派遣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乘日本飞机自汉口起飞，在盟军飞机监护下由汉口飞抵湖南芷江。

8月21日11时，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等一行8人乘机到达芷江。下午，中国战区日军洽降会议正式举行。至23日，中国谈判代表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第1至第5号交今井武夫转冈村宁次，详细规定了中国受降的事项。23日下午，洽降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召见了日本乞降代表今井武夫，并告之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定为南京。

芷江作为中国第一个洽降地而名扬于世。